崇祯三年京城的元宵节显然要比往年热闹的多，不仅仅是因为去年京城各种工厂的开办，让京城百姓增加了不少收入，更因为大明的军队总算是在正面击败了后金军一次，把入侵的后金军队赶出了关内，再加上皇帝今日纳了两位妃子，也算是三喜临门的美谈了。
当然，大明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获胜的消息，还只存在于大明时报和普通百姓的口口相传之中，对于六部的大部分官员来说，不是避免谈及这场战争，便是有意贬低这场战争胜利的含金量，甚至于有人公开质疑前方报上来的战果。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状况，第一便是这场战争胜利后的宣传对象重点放在了总参谋部、新军、普通士兵和大量的辅助劳动者身上，朝廷和地方上的文职官员基本不在宣传的中心，这让一部分文官们大为不满。
毕竟按照大明朝堂的惯例，庙堂决策和军中赞画的功劳，应当是归属于内阁和地方官员的，这也是保证文官对军队事务的影响力的基础。如果按照现在这种宣传，战争的胜利同内阁和地方官员们都无关系，今后大明军队的事务，他们还能不能插手了。
虽说总参谋的大部分参谋们都算是文官转入军职的，但是在这些官员们看来，既然孙承宗等人已经转入了军职，那么也就不能算是代表文官去监管大明的军队了。孙承宗等文官组建的总参谋部平时可以掌管军中事务，但是论功之时却不能替代文官领取决策和赞画之功。
第二则是，崇祯二年末的这场抵抗后金入侵战争的红利文官们被靠边站不说，居然还成为了阉党复起的由头。这使得朝堂上的大部分官员都不由自主的想要弱化和掩盖这场胜利的战果了。
即便是最为亲近皇帝的首辅黄立极，也是看在了阉党可以用来推动土地改革的作用上，方才捏着鼻子接收了崇祯的主张。至于朝堂上其他没有政治包袱的官员们，自然就死活都要反对阉党复起了。
先不说，当初在打倒魏忠贤和崔呈秀这个阉党集团，朝中在任的官员们或多或少都出了力气，他们自然不愿意阉党复起后自己遭遇打击报复。
就说一说最为实际的，本朝官员的位置就这么多，当初有不少人正是借着打倒了阉党的风潮升迁上来的，现在要让阉党再次复起，难不成还要让他们让出自己的位置么？用屁股想一想，这些官员们也该知道自己要站在那一边了。
不过在这两年屡屡被皇帝教育做官的经历中，这些官员们痛定思痛，总算也是摸索出了不少经验教训。第一便是，现在这位大明皇帝并不畏惧道德约束，甚至于他还很喜欢玩弄道德标准，以此来整顿科道官员们。所以劝谏皇帝的话语不能调门太高，最重要的便是不要提出官员们普遍做不到的标准，避免让皇帝用来约束官员自己。
第二便是，蛇无头不行，从人数上看，朝中反对黄立极这些阉党残余继续掌权的官员无疑人数更多一些，但是却每每被黄立极联手皇帝打了个溃不成军。主要原因，还在于大家心不够齐，几名被大家寄托于厚望的官员领袖没有真正负起责任来。
特别是崇祯刚刚登基时，亲口被他称赞过的当今正人刘宗周，当初天下士绅官员都以为，带着偌大名望的刘宗周可以入阁出相，辅助君王，清理朝纲。结果大家吹捧了他半天，却发现这位老先生就是一位自了汉，他虽然有规劝皇帝的言行，却从来没有同皇帝真正抗争的勇气，还拒绝同其他人结盟去劝谏皇帝。
安享于皇帝给他的中央官校校长的职务，一心以治学为乐，对于实际的庶务完全没有兴趣。这使得曾经寄希望于他的众多官员们，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而在刘宗周之后，颇有人望的几位官员领袖，比如孙承宗、袁可立、钱谦益、韩爌等人，不是选择了同皇帝妥协，便是向皇帝屈服，反过来替皇帝分化安抚下面的官员士绅，这些官员领袖的作为，自然让想要澄清朝堂的官员们大感失望。
而崇祯上台后的这两年，一直在推动内政改革，并替换一些年纪过大精力不济，又或者是有资历没有能力的官员，这使得一部分青年官吏开始提前上位。
这些青年官吏虽然倾向于改革，但是在他们看来，黄立极这样有政治黑历史的官员显然是不适合主持大明的改革事务的。今天的大明需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必须让洁身自好，没有道德问题的官员来主持，这样才能让朝廷颁发的改革政策获得地方上的认同。
于是到了崇祯二年末，京城的士绅官员开始慢慢集中到了李标、成基命、周延儒三人身上。李标是高邑，他是东林党党首赵南星的同乡兼弟子，东林党案爆发后，选择了称病回乡。崇祯二年被召回了京城，就任吏部侍郎。成基命是杨涟的同门，比李标早一个月回京，担任了礼部侍郎。
李标、成基命都是老资格的东林党人，地位不在钱谦益和韩爌等人之下，因此在钱谦益组党造成东林党内部分裂之后，这两人便被一些东林党人推了出来，以收拾东林党人的信心，试图重新凝聚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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