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果然，在四天前放孩子的食堂大门口，贴出了一张白纸黑字的“勒令”，上写：我局头号走资派郑原，今天上午八时半来大联委办公室领受特别任务。延时不到，后果自负。
“勒令”贴出的时候，正逢食堂开早饭。长长的排队取饭的队伍里，响起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又玩什么新名堂了？还特别任务？”
“听说是勒令他带前几天送来的那个孩子。”
“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呀？让一个五十出头的孤老头带这个没满月的毛毛？”
“他会带吗？文化大革命前，他老婆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劝他带一个孩子，他都不干。如今……”
“你没看，这是‘勒令’嘛，由不得他愿不愿了。”
“唉，真缺德，勒令人家带孩子！”
“听说这是辣大嫂给大联委参的谋！”
“……”
议论声突然停住了。原来，被议论的两个对象：头号走资派郑原和辣嫂，都站到了排队取饭的队伍里了。别人不说话了，嘴尖口辣的辣嫂，却开口了：
“老郑，门口的‘勒令’你看了吗？”
郑原点点头。这郑原，高头大个，一副魁梧的身材，这两年的风风雨雨，使他变得窝囊些了，背微微有点驼了，但举止深沉、老练，态度温和、严谨，平日很少言语，仍然不失领导者的气度。近年来，在批判会上，他更显得沉默寡言了。这种年月，沉默，就是抗争呵！难怪那些批斗他的人，左一个说他“老奸巨猾”，右一个说他“巨猾老奸”。这时，辣嫂瞪着眼问他，他连“嗯”也没有“嗯”一下，只是不轻不重地点点头。
“你知道是啥特别任务吗？”辣嫂又追上来一句。
郑原的脑袋左右摆了摆。
“你做好思想准备吧！”辣嫂瞪过来一眼，大声说。这女人的嘴，真辣啊！
吃罢早饭，郑原往大联委办公室走来，心里琢磨着：啥特别任务呢？大不了还是批斗！他不屑地耸了耸肩。自从四天前阴了霜以后，一直没有开天。今天，天老爷仍然阴沉着脸。西北风迎面扫来，刮在脸上，刀削似地痛。郑原的身子不住地打哆嗦。
大联委办公室里，正喧腾着一阵发狂似的笑声。见他立在门口了，里面的笑声嘎然停住。那高个儿走上前来，浅浅一笑，逗乐地说：“恭喜你当爸爸了！”
“爸爸？”郑原一下呆住了。两年多来，他没有接触这个字眼了。老伴在世的时候，还叨念过，想再下下功夫，把当年丢掉的女儿寻回来。那时候，他的心头还涌上过热辣辣的“爸爸”的字眼儿。现在，莫非……
“恭喜你有女儿了。”
“女儿？”
“对！女儿！”对方仍然令人难以捉摸地笑着。
“我女儿回来了？”郑原的心在胸脯里怦怦地跳着。
“辣嫂，快把那女娃抱来。”
“抱来？”郑原目光呆呆地望着对方。
抱来了，辣嫂抱着那女娃儿站到了郑原面前。他慌乱地后退着：“这、这、这是……”
“这是交给你的特别任务！”
很快，郑原镇定下来了。他缓慢地说道：“我，一个老头带孩子，合适吗？是不是找一位女同志？”
“少啰嗦！这是大联委决定的！你要好好带着，万一孩子出了事，找你负责！”
“老郑，别讨价还价了，接住吧！”这时，辣嫂也挺严肃地插过话来。接着，就把孩子往郑原怀里塞过来了。
郑原木然地接过孩子。熟睡的孩子在颠簸中醒过来了。她睁开眼来，望了郑原一眼，便“汪——哇，汪——哇”地嚎哭起来。
在孩子的哭声里，郑原的身子强烈地抖动着。好象，这哭声不是从他怀里的孩子口里发出来的，而是从遥远的年代、遥远的地方飘来的。
唉！快三十个年头了……
一九四〇年，严冬。他们的孩子出生才二十多天（这是他们第一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呵），部队进行一次大的战略行动，从延河畔开赴太行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时，郑原任团长，他爱人杨佩芬是团卫生队的军医。行动前，郑原动员杨佩芬把孩子托交给当地的老乡。杨佩芬哪里肯呢？她流着眼泪直揍郑原：“你，那颗父亲的心哪里去了？再苦，我也要背着孩子走！”
部队开始行军了。杨佩芬背着孩子，跟着部队上了路。政委派来一个战士帮助她，她坚决不要，退回去了。第二天夜里，部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可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行军时队伍里不能出现一丁点儿声响。然而，不满月的孩子不懂事呵，万一哭起来怎么办呢？这可难坏了郑原，也难坏了杨佩芬。郑原再一次动员杨佩芬：“为了部队免受损失，找一个合适的老乡把孩子寄养掉吧！”杨佩芬死死地咬着嘴唇，不说话。后来，她把嘴唇都咬破了，鲜血从口角流了出来。她对郑原说：“部队先走，我带孩子走最后。要死，俺们母女死到一起。”
郑原只好这样决定了，待大部队行动半小时后，杨佩芬和孩子再上路。好心的政委，偷偷地做了安排，从警卫排派三个战士护卫杨佩芬母女。怎么才能使孩子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不哭呢？杨佩芬想了好多好多的办法。她待孩子熟睡以后，把孩子抱到胸前，将乳头塞到孩子的嘴里，才小心翼翼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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