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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饭店
从前，在20世纪中叶，五六十年代，上海饭店是我们城市最高级的餐馆之一，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高大上的地方。
记得上海饭店在柳巷钟楼街上，高门楼，门脸似乎并不大，但声名赫赫。底楼是大厅，楼上设有包间。它的来龙去脉，至今我也不清楚，好像真的是从上海迁来的一个馆子。至于它卖的是不是地道的上海菜，我就不知道了。
小时候，举家出门下馆子的盛况，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至少不记得和祖母出去吃过饭。有一年，应该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我父亲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什么文章，得了一小笔稿费，有多少钱，不知道，但现在想来也不过就是几十块。于是，一个星期天，他带着我们姐弟俩出门了，先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后，他突然说：“爸爸请你们吃饭吧！”于是，就来到了上海饭店。
那是我第一次进这家餐馆，上二楼，进了一个小包房。至于吃的什么，早忘记了，只记得有小笼包子，因为太好吃，还因为它的小笼包子太有名。还有一个菜记得很清楚，是青椒肉片，不知为什么记住了这个毫无来头也毫不上海的菜品，很奇怪。三年困难时期，尽管已接近尾声，但物质仍然是非常匮乏的，名声显赫如上海饭店，可能也拿不出一份多么丰饶的菜谱，而且，价格高昂，而像我父亲这样囊中羞涩的食客，大概也只能点这种没有什么名头的菜肴。可我们吃得很快乐，吃得淋漓酣畅。好像父亲还喝了啤酒，我们是否喝了汽水则全无印象。总之，一顿饭，爸爸的稿费一分不剩地被我们吃光了。
十年“文革”，我们这个北方内陆城市，物质极端匮乏，一切凭票供应，每个月，每人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细粮，也就是白面，二到三两食油，半斤肉。偶尔逢年节，按户供应一点鸡蛋、豆腐。十年间，我不记得我们城市供应过花生米、芝麻酱这一类本来最应常见的东西。饭店里，也不再卖纯粹的精米白面，卖的是掺杂了玉米面的二面馍和糙米。十年间，和家人下馆子的事情，再也没发生过，只是偶尔，大人会打发我们姐弟拿着饭盒去饭店打包一份肉菜回来，比如，一份过油肉、炒肉片之类。这样一份过油肉或炒肉片会被祖母重新加工一下，俏一些蔬菜进去，就是全家人改善生活的大菜。
买一份过油肉和炒肉片是不用去上海饭店的，可有一回不记得怎么就去了那里，排队开票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学同学，不一个班，可彼此都认识。她问我买什么菜，我说了。“你呢？”我问她。她看了我一眼，特别响亮地报出了一个菜名：“芙蓉鸡片！”那声音，绕梁三匝，非常骄傲。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动听的、不染凡尘的菜名。直到今天，偶尔的，这菜名还是能唤起我心里一点异样的感受，就像比利牛斯山脉这一类南美的地名带给我的奇妙感觉一样，那是少年时热恋《牛虻》的后遗症。
“文革”后，读了大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校园，生机勃勃。那短暂的一段岁月，是我此生真心热爱过的唯一一段时光。当然，伙食是极差的。起初，就像在军营里吃饭一样，一个班，分几个组，每组一只大桶两个脸盆，开饭时，值日生们拎着大桶端着脸盆去食堂打回饭菜，然后分给就地围成一圈的大家。菜是如同水煮一般，而主食则是窝头扛鼎。偶尔吃一次包子、大米之类，如同过节。后来自然改成发售饭票，各自去食堂打饭，但菜仍然如同水煮，主食也依然如故。那时，对伙食的不满，对食堂的怨气，似乎是所有大学共同的问题，也是所有冲突的焦点；但，校园仍然是生机勃勃热血澎湃的校园，用今天的话说，充满正能量。
女排的崛起，是那个时代的惊喜。世界杯期间，忘了是哪一届，中美打半决赛，看海曼和郎平的对决，看得热血沸腾。我们赢了，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份激动，就对好友说：“走，我请你吃小笼包！”
于是，郑重地，去了上海饭店。
那时，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凡入学前工龄满七年的，可以带工资上学，我十六岁就在我们城市东山脚下的砖窑做工，入学那年工龄刚好够线，于是，每个月，我仍然有四十二元钱的工资收入，一个人吃用，没有家累，算是班里学生中的“土豪”，平时偶尔请同学打个牙祭，买点零食之类是有的，像去上海饭店这样的大手笔，似乎，也仅此一次。
不记得那天是周几，好像是个周日，上海饭店人头攒动，嘈杂一片。开了票，却找不到座位，站在楼上角落里，觉得很茫然。终于等到了座位，坐下来，看着没来得及清理的桌面一片狼藉，兴致已经磨灭了一大半。等到传说中的小笼包千呼万唤上场，咬一口，很愕然，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啊，简直可以用“难吃”来形容。我们俩，沉默地吃着，吃到后来，忽然笑了。
那时年轻，还不能做到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但似乎也不是为了几笼包子而来，所以，尽管扫兴，心里却仍然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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