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读蒋韵：“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与郭剑卿教授对谈
问：你是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笔耕不辍的女作家。1979年早春时节，大二的你发表处女作《我的两个女儿》，引来一片喝彩，堪称山西的“卢新华”；20世纪80年代末你开启了对“一茬人”（李国涛先生语）的塑造（包括对“十四岁童话”的回溯），受到评论界及同行的特别关注。新世纪以来，你频频书写“爱”的传奇，包括夫妻合作《人间——重述白蛇传》等等，几乎篇篇都是精品，转载率高、获奖也多：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赵树理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柔石小说奖等等，表现出一种自觉自在的文学创造力，足以构成可供评说的“蒋韵现象”。你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学创作？
答：谢谢剑卿的褒奖。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你一直追踪、关注我的创作，难免有所偏爱。我的处女作曾经在山西一域获得过较大的反响，甚至一时的轰动，此事不假；我四十年笔耕不辍，也不假；晚近以来获得过不少奖项也是确有其事，但，“足以构成可供评说的‘蒋韵现象’”，就可商榷了。至少，我自己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备受瞩目的时刻。对我，许多同行似乎都有过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我是一个“实力大于名气”的作家，这点，我倒还不谦虚地表示认同。写了将近一辈子，不知为何，却反而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一切，都在小说里了。所有想说的话，一笔一笔、一个字一个字，敲进了电脑里，至于有谁能听到，能听懂，能共鸣，那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事了。它们独立于我之外，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就拥有了需要它们自己去承担的宿命。我爱它们，甚于爱我自己。它们寂寥的生存，让我心疼，却也让我为它们骄傲。就像在无人的旷野上，突然遇见的一棵树，沉默、尊严、枝叶婆娑，让某个孤独的旅人，眼睛和心底一热。我觉得这很美好。我觉得我的小说，似乎就是为人生长旅中这些孤独的旅人而写。足矣。
问：我想把你放在新时期文学和山西文学两个维度考察。同为50后作家，你不属于“老三届”和“知青作家”两大群体，也没有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可供挖掘；在同代女作家当中，你不是王安忆式的“69届初中生”，但有着和她类似的客居身份（王安忆之于上海，你之于太原）；你没有铁凝式的“57女儿”命名，却又共具内陆城市女作家的某些文学气质；你不引领潮流也不随波逐流，独享“边缘的悲与欢”；山西作家群中，你写内陆故事，但不是山药蛋派，也无法归于新时期“晋军”阵营。你的小说是发生在山西的非地域文学。多年前我总结过你的写作姿态：高扬“旗帜”低调写作——一种看似矛盾却充满张力的书写。看得出你安然享受这样的创作状态。
答：与其说是“安然享受”，不如说是“别无选择”。曾经，我很羡慕那些拥有自己的山河、故土、大都会或者小镇的同行，我羡慕他们拥有一个文学故乡。而我则一无所有。我是个失乡的人。从羡慕到认命，这之间，有长长的一段路。“失乡”，如今其实已经成为我小说的母题。“失乡”，就是永远在生活的边缘，永远在他乡，永远怀有深刻的乡愁和生命的悲情，以及，生而为人所能体会的人类不朽的疼痛。这些，已然是我小说创作的源头以及——归宿。
如你所说，也如很多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我似乎是一个“不能被归纳的书写者”，亦有人形容，说我是一个“不能被除尽的余数”。早年间，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我是我自己的旗帜，是文坛上的孤魂野鬼。现在，我倒认为，哪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自己的旗帜，不是孤魂野鬼呢？假如，现实的存在、现实的生活可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一切需求，你活得兴高采烈得意扬扬，那么，你还需要在文字中倾诉吗？还需要虚构另外一个世界吗？还需要面对和审视自己的内心吗？所以，真正的写作，是属于孤独者的，是属于现实人生中深刻的失败者的。“深刻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和一个人的现实存在无关，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更极端一些，是某种命运感。
问：限于篇幅，我们的对话重点围绕两个时期展开：20世纪90年代前后和新世纪以来。90年代我在书店邂逅你的小说集《失传的游戏》，长篇小说《栎树的囚徒》，一“读”而不可收拾，至今难忘初读时的迷醉与惊骇。在我看来，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小说集《失传的游戏》（收入1988—1993年的创作）为代表，你的创作出现第一个重要拐点：拥有了自己的写作母题和艺术风格。从而你的写作也达到一个高度，跨越了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的窠臼，成为一种真正个人化的写作，也引起了众多关注。老一辈评论家李国涛认为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塑造她那一茬人的形象”；《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许志英、丁帆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在“知青情结”一辑设专章分析你和李锐、林白的写作特点：“落日情节的飘浮性伤感”，表现为“强烈的时间意识”“无可逃离的宿命”，构成作品的“哲学意蕴与文学意蕴”；作家王安忆也在这一时期（2000年）撰文评论你的作品。她认为《失传的游戏》当中的作品表现了你对“知识的批评”。这几个代表性的观点，确立了你个人化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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