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曹操应该是被黑化了。
从三个出处的成书年代来看，《魏书》成于西晋初年，《魏晋世语》成于西晋中期，而孙盛则是东晋时人。所以，这个故事明显有以讹传讹之嫌，和“三人成虎”简直如出一辙。
战国时期，魏太子将入赵为质。临行前，陪同前往的庞葱给魏王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说城里有只老虎，你会相信吗？魏王说不会。
庞葱又问，如果有两个人来说呢？魏王说我虽然会怀疑，但仍然不信。庞葱续问，那么有第三个人来说呢？魏王说，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会相信了。
庞葱说，你看吧，这就是谣言的力量，明明知道城里面不会有老虎，你却仍然选择相信。邯郸距离大梁城更加遥远，背后说太子坏话的人也会更多，希望大王您一定要明辨是非，不要轻易听信那些人的话。魏王说我明白了。
果然，庞葱和太子前脚走，后面说坏话的就到了。而魏王却如庞葱所料，没能坚守立场、顶住压力，从此疏远了太子。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战国策魏策二》）
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
屠城恶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是曹操的名作《蒿里行》。长久以来，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对此诗的评价都极高。的确，在诗中，作者通过深刻揭露军阀祸国殃民、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与担忧，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和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
但事实是这样吗？
非也。
乱世之中，从来没有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仁义道德也分文不值，各路牛鬼蛇神比得是谁的盾更坚、谁的矛更利、谁的心更狠、谁的计更毒——作为军阀之一，曹操自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他在与陶谦争夺徐州过程中进行的血腥和野蛮杀戮，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的父亲曹嵩在返回老家的途中为陶谦部下所害，为报父仇，曹操东征徐州，连下十余座城池，并于次年（兴平元年）春退兵回到鄄城。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馀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於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於陶谦，故伐之。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曹操让荀彧和程昱留守大本营，他自己带兵再次征讨陶谦。
这次又连下五城，一直打到东海边上。在退军途中，他还捎带着击败了刘备，并攻下襄贲——史书里还追加了一句：所过之外，杀人很多。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相比于《三国志》里的轻描淡写，《后汉书》则是过程详尽且毫不留情。而且，不是一般杀戮，是屠城，甚至鸡犬不留。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大加鞭笞，说子报父仇，名正言顺，但打着报仇的旗号滥杀无辜就太过分了。
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里面就有曹操的很大功劳。
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寡，还有后勤、谋略、心理、气候以及地势等诸因素。也就是说，打仗不是简单的群殴，人多必胜，人少必败。
中国战争史上曾有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像巨鹿之战、彭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等，
其中以曹操为主角的就有两场，战绩是一胜一负：胜是与袁绍的官渡之战，负是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
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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