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的第三天，历史系正式开课。
相比较要上一周劳动课的77级，78级的小伙伴就幸福多了。
不用上劳动课，也不用军训。
当然，开课是本科生的事情，对于研究生来说，除了每周的导师见面会，其他时间随意。
然而，那是对别人的，苏亦可没有那么潇洒，因为他没有读过本科，宿白先生直接让他跟着本科生上课。
用宿白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时候授课老师觉得他的水平可以了，他便可以自由选修课程。
这样一来，可就要了苏亦的命。
他当初之所以报考研究生，不愿意读本科，除了高考需要考公共课程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本科的课程太枯燥乏味，同样，也太基础了，还有就是时间太不自由。
都读研究生了，还跟本科生一样，天天按部就班在课堂被动接受老师传授专业知识，那这研究生白读了。
当然，宿白先生也不是真的让他跟本科生一样在历史系读四年书，要真是这样，直接把转入本科就行了，还留他当研究生干啥。
用大师兄马世昌的话来说，就是宿先生想要磨一磨苏亦这个小师弟的性子，同样，也想让他接受一下系统的本科课程，夯实他的历史基础。
于是，就这样，苏亦在北大的一堂课就是跟随着历史系的本科生在上中国通史。
依旧是文史楼的阶梯教室，而授课的老师名字让苏亦有些陌生——张光达。
不过来上课之前，苏亦多少了解对方的资料，知道这位老师是河北青县人，1953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是历史系的副教授，57年的时候，受到一些冲击，但，在北大历史系属于学术水平极为优秀的中青年教授。
没有错，31年出生，还不到五十年岁的张光达，在北大历史系已经属于第二梯队的的骨干教授。
再上面，就是邓广铭先生这些老一辈的教授了。
而且根据马世昌的讲述，张光达讲课水平还是很不错的。
更加难得是，他还通晓多种外语。
治学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献记载。研究重点为西域史地，特别重视研究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各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
直到后来，苏亦才知道到为什么老师为什么会在北大历史系存在感不高，敢情是八十年代末去法国了。估计研究西域历史接触太多，接触到他外国思想太多的缘故。
后来张光达出国以后，在法国溜达一圈以后，被台湾中研院评选为人文组院士。从这点来说就知道这位张老师身上的色彩有多浓厚了。
来之前，马世昌还对苏亦说，“你之前发言的时候不是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吗？这些领域，跟张教授有重叠部分，你上他的课，或许有意外之喜。”
话虽如此，但苏亦真的跟着一帮本科生上通史课程的时候，意外倒是没有感受到，倒是，这位张教授挺意外了。
因为这老师见到坐在后面的蹭课的苏亦之后，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宿教授的高足也来听课，看来，我这堂课要好好讲了。”
瞬间，课堂又是一阵哄笑。
因为苏亦在历史系太出名了，想要低调都不行，就算他刻意坐在阶梯教室的后排位置也没用，照样被认出来。
“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历史系的两门基础课，新生一进大学就开始上，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三个专业都在一起上课。
所以大教室里面七八十个人，这一哄笑，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苏亦的身上。
好在对于这种目光，苏亦都习惯了，也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连忙回话，“因为我没读过大学，所以想跟诸位同学一起来上课，如果张老师不介意的话，我以后时间允许的话都会过来，您看行吗？”
张光达笑，“自然是可以，咱们北大历史系的大课别说我们系的研究生，就算其他院系的学生过来，咱们都欢迎。”
也对。
北大各院系之间的大课，互相蹭课的学生特别多。
本科生研究生都如此，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课就去蹭。
教室的座位不够，就挤在过道上，实在不行，混在走廊上也可以。
这也算是这跟年代北大的风气。
到了后世，这种风气就没有浓厚。
这个时候，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还没有出版，北大古代史中心出的《中华文明史》更是连影子都没有，使用教材的还是剪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作为北大前任历史系主任，剪老在北大具有极高的影响力。
从1961年春开始，剪老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除了特殊年代以外一直都是北大历史系中国通史的专业教材。
实际上，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撰写了自己的通史着作——《中国史纲》，不过这本书重庆时期也才完成《史前史、殷周史》、《秦汉史》前两卷，甚至编着完毕，第一个就送给周总理观阅。
相比较《中国史纲》，作为通用教材用的《中国史纲要》这本书无疑更全面，然而，用后世的眼光来看，肯定有许多不足，但剪伯赞先生被称为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说明他的开创之举，在这本书融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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