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大重灾区，历史系的乱是出了名的，然而，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他声音爽朗，性情奔放。
在特殊的年代，确实需要他这种强有魄力的人上台。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说多了，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也因为着春天要来了。
邓广铭说历史系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这只是一个夸大的说法。
主要是说明，名教授凋零甚多，翦伯赞、向达、邵循正、齐思和、杨人楩、汪篯等六位名家几年之内先后故去，教师阵容大不如前。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并没有如同中国史这边遭受到如此重创。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其实，就算是苏亦，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年代，邓广铭先生聘请的校外兼职教授授课的水平保持在相当的高度。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的阵容，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恢复如初原是全国的部署，这几位外聘讲课者所在的单位，拨乱反正随后也被提上日程，他们在北大讲了一阵，便陆续回到原单位去了。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
不然，北大想要从地方挖人并非易事。
……
接下来的几天，苏亦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蹭课。
而且一天蹭好几个人的课程。
1978年的北大，是一个神奇的北大，很多课程都是同时开设。
比如说《中国通史》，就是同时开课的，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有从北师大聘请过来的兼职老师宁可也同时在开设《中国通史》。
不过两人开设的课程不一样，张光达的部分是隋唐史部分，而宁可开设的是宋元部分。
这样一来，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要多酸爽就有酸爽。
嗯，此时的北师大还叫北师院，宁可之所以被邓广铭先生喊过来北大开课，主要还是北大缺人，北大名师不少，但是中年老师里少有能讲通史的。
不过，宁可以前读的是北大，跟汤用彤先生的儿子汤一介（北大哲学系老师）是同班同学。
早在48年的时候，邓广铭先生就当过宁可的老师，这也是为什么，邓广铭先生能从北师院把他请过来北大开课的原因。
而且，他讲授中国通史的时候，只讲授宋元部分。跟张光达的并不冲突。
苏亦对宁可不太熟悉。
然而，等去蹭课的时候，发现这位先生授课风格还挺有趣的。
跟一些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师不一样，这位先生很有些信手拈来，挥洒自如的风度。
时下的北大老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能讲课，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小心谨慎的关系，学术观点拘泥于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能肆意发挥，不像前世的一些教授，肆意张扬，天马行空，啥都敢讲啥都敢点评，甚至怼天怼天怼空气，一个研究哲学的还敢否定相对论。
但要论学问的功底还是很扎实。
功底扎实，对于时下的北大教员来说，并非每一个人都具备。
北大历史系也有一些混子。
混到何种程度呢？
苏亦在宿舍的时候，就经常听历史系的学生吐槽，北大历史系的滥竽充数的家伙太多了。
学问之差，令人发指。
77级刚入学的时候，系里有什么活动通告出来，都是写在一块小黑板上，由主事者自己去写，不过是时间、地点、事由等等，多不过百字，字体好坏不论，要命的是错别字。三个通知，就得出现一处，甚至一个通知里出现过两处。
这就尴尬了。
要知道写这些通告的，可是留校任教的老师，还在系里主持些事情。
当然，这绝不代表北大老中青之中青年教师的一般水平，这是一个很个别的事例，但留校的青年教师，水平跌到这个份上，多少也说明些问题。
除此之外，就是称谓问题。
用马世昌的话来说就是，“乱！”，这个乱是真乱，而且跟前面上的错别字问题不一样，称谓的乱，是普遍存在的。
因集体生活频繁，彼此如何相称，这是每人、每天都要遇到的事。且以邓广铭先生来说，在他出任系主任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直呼他为“老邓”。
在历史系师生同住的36楼里，一个长长的筒子楼楼道，一人在东，一人在西，东头高喊“老邓”，呼之者有六十岁的，也有三十岁的，呼声坦荡而自然，被呼的邓广铭先生倒也不很在意，应答一如平常。
堂堂北大啊？
搁前世，谁敢想有这一幕的发生。
不说别人，就算邓广铭先生，建国前，他就是胡适之的秘书，被称为胡适之留在祖国大陆的最后一位关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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