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郁达夫，熟知者众，至于周达夫，鲜少有人知晓。
这位先生，因为受到冲击，晚年精神恍惚，妻子杨沫也不幸去世。
所以，金克木先生也不愿过多谈论自己的老友，此刻谈到，更多是对当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与周达夫同住梵竺庐研究学问的美好时光的一种怀念吧。
很久以后，苏亦才知道，原来在今年的三月份，在俄语系任职的杨沫女士选择了一种让人惋惜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金先生谈起老友的爱情故事，或许不仅仅是调动课堂气氛那么简单吧。
其实，周达夫也曾经在北大中文系当过教授。
然后52年院系大合并的时候，中大中文系就并入北大，周也随之来到北大教书。
不过这位先生也不是什么性格安分的主，跑去学部（社科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
这位先生似乎对学术心不在焉，除了早年间发布一些文章之后，后面似乎也开始跑偏了。不然，他的学历以及学问水平，怎么可能在国内学术界寂寂无名，以至于到现在，大部分的学生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金克木先生在讲述梵竺庐讲述到周达夫的时候，竟然真的有学生把对方当成郁达夫了。
甚至，有学生说，“我读过周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很感人。”
当时，苏亦哭笑不得。
好在，这位学生讨论的声音也不大，很快就被旁边的同学矫正认知。
金克木先生也没听到，不然，不知老先生会作何感想。
其实，老爷子在北大当教授之前，已经在多个学校教书。
比如，去印度之前，就在湖南大学当教授，比如从印度回来之后，在武汉大学也当过教授。
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张绣予还特意跟苏亦说起来金克木先生早年间在武大的经历。
“在来咱们北大之前，金先生是在武大教书的，从印度回来就被聘请到武大教梵文，最后，机缘巧合之下，又去哲学系教印度哲学。当时，吴宓先生起初不太放心金先生去哲学系授课，结果一节课听下来，吴宓先生就被折服了。”
吴宓？
猝不及防，又多了一个着名学者。
如果对这位先生不甚了解的话，有机会去读一读《吴宓日记》那就什么都清楚了。
苏亦对吴宓不陌生，却对金克木在武大的这段经历并不熟悉。
询问之下，张绣予才解释。
原来上世纪40年代，吴宓任武大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当时，武大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文学院长刘永济就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这样一来，吴宓先生就有些不放心了。他还把自己的担忧对金先生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
说完，这姑娘望着苏亦，“你猜金先生怎么说？”
这怎么能够猜得着。
苏亦直接摇头。
不过按照苏亦对老先生的了解，这位先生应该不会拒绝吧？
张绣予也不吊他的胃口，“金克木回答说，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原始文献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度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
果然，这才是符合苏亦对老先生一贯作风的认知。
北大师长平易近人者多，却不是每一个先生都平易近人。
比如苏亦的导师宿白先生，就是以严厉着称，很多学生都害怕宿先生。
苏亦也是。
每一次看到宿先生，都有些怵。
金克木先生也有些孤傲，老先生其实是一个很睿智的人，对世事洞察能力之强，让人感叹。
同样，他也没有周一良先生的书生意气。这也让老先生在历次运动中都能够全身而退。
张绣予毕竟跟随着自己长辈去拜访金克木先生，对老爷子的性格估计也有一定的了解。甚至对金克木先生的一些轶事，肯定也不陌生。
不然，怎么可能凭空说出这样如此符合老先生性子的话。
苏亦点头，“金先生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据我所知，国内能像金先生这样应用原始文献来印度哲学的学者，确实不多，汤用彤先生是一个，估计陈寅恪先生也可以，不过陈先生并不是研究哲学的。”
在国内老一辈的学者之中，陈寅恪和汤用彤两位先生，应该是中国开拓梵学研究的先驱者了。
这两位先生跟吴宓先生，一起并称“哈佛三杰”，早年都有哈佛的留学经历。
陈寅恪先后在哈佛跟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回国后，他主要将梵文和巴利文用于中国佛教史研究，包括佛经的翻译、佛教的传播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几乎与陈寅恪同时，汤用彤也在哈佛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回国后，他也主要将梵文和巴利文用于中国佛教史研究，着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
尤其是汤用彤率先突破中国梵学研究局限于佛学研究的传统，撰写了一部《印度哲学史略》。他还遍览汉文佛经，辑录了一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这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印度哲学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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