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跟邹先生的经历相似吗？
说相似也相似。
比如，他俩本科都读的不是考古专业，都是半路入坑。
算上前世的经历，两个的相似度就更高了，邹先生本科学的历史学，苏亦本科学的美术史，都是学史。
当然，历史学跟美术史，这俩研究的东西，压根就不一样。
当年，他要不是有北大情节，花费三年的时间死磕北大，如果愿意留在广美的话，早就硕士毕业了。
就算他不愿意留在广美去央美的话也可以。要不是走上调剂的路，他的第二选择肯定不是云大。
第二选择是央美的美术考古。读博的时候，苏亦还申请过央美的博士，想要跟随李军教授读博，最终还是被拒。
理由就是他硕士研究方向跟李军教授的艺术史研究方向不相符，跨度有点大。
说大也挺大，说不大也不大。但他的履历不行，又没有继续在艺术史方面深造，不然，最终专攻美术考古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申博的时候，有枣没枣都来一下。稍微沾边，可以申请都先跑去申请再说。然而，自从博士推行申请考核制度以后，读博也不容易了。没有成果没有论文，想要拜入大牛门下，没门。
最终苏亦也只能继续留在云大。
云大早在多年前学科评估的时候考古硕士点就被取消，李昆声教授退休以后，云大考古后继无人，其他的老师纷纷出走，云大考古都并入文博硕士招生。而且还是历史学院以及校外评聘兼职导师带学生，比如云南考古所以及省博物馆等多个省内文物系统的研究员。
到了博士阶段，基本上往外跑了，不然，留在本校就只能改变研究方向跟中国史的博导混，或者是跑去研究民族考古，在民族考古方面云南高校的实力也还行，比如早些年的汪宁生教授，如果苏亦二战的选择进入央民，估计读博期间很大的概率就是跟民族考古死磕。
就算留在云大读博，也绕不开民族考古这个坑。
这一切都是命。
一步慢步步慢。
浪费三年的时光，蹉跎了岁月，虽然入坑考古行业，但跟他当初最为喜欢的方向，还是背道而驰。
要问苏亦后悔吗？
自然后悔。
不然，重来一次为什么还坚持北大考古，而非中大考古呢，因为他清楚留在中大，继续跟梁钊涛教授混，这辈子肯定逃不了民族考古的牢笼。
那么回到现在，说回邹先生，他为什么说苏亦的经历跟他有点相似呢？
仅仅是俩人本科都没读考古就入坑，直接研究生起步？
有这个方面的因素，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苏亦根本就没读过本科，仅就他现在的履历来说，他比邹先生还不如，何来相提并论。
可邹先生偏偏说苏亦的经历跟他有点像，这个像，除了俩人都是非考古本科出身却读考古研究生之外，还有哪些相似？
这种相似，其实跟苏亦接触考古学的过程有关。
邹先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以及郭沫若先生相关着作才对考古专业产生好奇。
这段经历，对于苏亦来说也差不多，他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自己读古史辨，读甲骨四堂的着作，还喜欢梁思永。
当年，邹先生一开始是打算攻读古文字专业的，后来读郭沫若先生的着作发现三大难题以后，邹先生就放弃了古文字学，转向考古学，毕竟在他看来古文献跟古文字都没有办法解决郭的三大难题，想要寻求这些答案，就必须要读考古学。
恰好，苏亦的古文字功底还不错，还会认甲骨文，这扎实的基本功，在北大考古专业77-78级两个班中几乎没人能比。
梁思永先生肯定不是邹先生的偶像，但他主持发掘并且参与编写的《城子崖》却成了邹先生研究生时期的比读物。
更加重要的是，他俩都进入考古专业读研之前都没有田野实习经验。
这个才是最为关键的。
一个考古研究生，却没有田野实习经验，在国内例子极少，在北大就更是独苗，然而，邹先生是首个，苏亦也是首个。
邹先生是北大建立考古专业以后招生的第一个研究生，而苏亦则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以后录取的首个非考古背景出身的研究生。
从情感来说，邹先生下意识把苏亦当成同类。这点，苏亦一时半会理解不了，不然，之前邹先生为什么会让他当助教就更容易理解了。
说回邹先生提到的四本书，《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这两本，不是专着而是期刊，20世纪20～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的专刊之一。内容以有关安阳的发掘工作为限，不收外来稿件。由李济任总编辑，傅斯年、陈寅恪、董作宾、丁山、徐中舒任编辑。
1929年12月至1933年6月在上海出版，共出四册。
安阳殷墟1～7次发掘的工作简报和有关研究文章均发表于此。1936后该所另编《田野考古报告》，《安阳发掘报告》不再出刊。
《田野考古学报》47年后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建国以后改名成现在的《考古学报》）
所以这两本书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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