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季先生当时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他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他的门房里去呢。
他之所以不敢，主要是跟他当时的身份有关。
他身份敏感，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招惹是非。
不能把书放在传达室，那怎么翻译？
最后季先生想出来一个他本人觉得最为妥善的办法。
《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于是，他坚持要把它译成诗，不是古体诗，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
之所以有这样的坚持，跟他个人的学识有关，季先生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他也要押韵。但也不是旧韵，而是今天口语的韵。归纳起来，他的译诗可以称之为“押韵的顺口溜。”
顺口溜，是老先生的自谦。
他翻译出来的原文，怎么可能会是一般的顺口溜呢？
不过在他看来，就算是顺口溜，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
他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
季先生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
他眼瞪虚空，心悬诗中。
这个时候，他表面是一个门房，实际上，他是一个大诗人。
这种情况之下，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他是在干什么。
这种日子，对于季先生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了。
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
在这种偷偷摸摸的翻译之中，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
……
前世，苏亦是知道季羡林先生，后面读了他的牛棚杂忆，才买了《罗摩衍那》，然后才对梵文感兴趣，在中大哲学系蹭了几节梵文课，大四那年跑去杭州佛学院学梵文。
最终也没坚持下来，半途而废。
但，季先生翻译《罗摩衍那》的故事，却让苏亦印象极为深刻。
他先把梵文诗歌翻译成为白话散文，再把散文改成散文诗，再把散文诗改成诗歌。
这是一步一步精简的过程。
翻译过来以后，跟原文还能一致吗？
能够表达出来核心内容，已经非常难得了。
季羡林先生翻译梵文诗歌的时候如此，那么其他先生，翻译藏文诗歌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苏亦觉得，应该是是差不多的。
毕竟仓央嘉措最早的译本就是于道泉先生翻译的。
季羡林曾评价于道泉“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淡泊名利”，后来又说“他早已超过了淡泊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
这是季先生对老友极高的评价。
俩人都是北大东语系的创建者，曾经共事多年，直到于道泉先生去民院，两人的友情依旧持续。
虽学富五车，但于道泉留给世人的着作并不多。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用藏文以外的文字介绍藏族文学的《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可谓他的代表作。但谁会想到，这本被列为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五、且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的着作，竟是于道泉无心插柳之作。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于道泉曾写道：“这是在史语所的领导开始对我不满的情况下，我才把来到研究所以前所写的这份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的旧稿，拿出来交给了傅斯年，当做我在研究所的工作成绩。”
其实，他在1931年写的《译者序》中对这段经历交代得更加清楚：“六年以前我跑到北京来学梵文，抱了满怀热望要读‘梵天文字’的佛经，并且在佛教哲学中去寻找‘生命之谜’的解答……又过了段时期，我才慢慢地对佛教史和语言学发生了兴趣。可是等我对这几门学问有了积极的兴趣以后，我已由于种种原因，决意先不学梵文而专致力于西藏文了。”
这是于道泉走上藏学研究道路的开始。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共66节62首，实际上情歌本身并未划分为“首”。于道泉在《译者小引》中交代说：“我最初翻译时所用的原文，是一位西藏友人从拉萨带来的一本梵文式小册子。全书共有歌词二百三十七句。原文只每两句分为一段，并不分节。为读时方便起见，我乃照歌词中意思分为五十四节。”
但后来，拉萨本译完后，于道泉又从友人那里借到一本达斯的《西藏文法初探》，发现其附录中也收入了仓央嘉措情歌，于是他在综合了拉萨本和达斯本后将其扩展为61首。
最后，又加上一位藏族人告诉于道泉的未见于两个版本中的一首后，最终形成62首。
因此，不管是季羡林先生还是于道泉先生，他们都是语言学方面的天才。
在苏亦的眼中，都属于那种从民族所坐公交去北大就可以把波斯语语法全部学完的天才。
这位央民博士毕业以后，去民族所工作的天才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当年杉山正明有个学生，据说是个语言天才，波斯语学了一个星期就会了。我当时觉得他很厉害。现在一学我才发现，这有什么啊，一个星期才学会，那也忒笨了，我从民族所坐公交车到北大的路上就能把语法全部学完。”
所以这个故事，真不是苏亦杜撰的。
而且这位天才兄，也姓苏。
上面那段话涉及到一个人——杉山正明。
他是谁？
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日本人。专长于蒙古史、中亚游牧民族史。现为京都大学文学教授。
还担任过北大历史系客座教授。
《蒙古帝国的兴亡》就是他写的。
既然是京都大学的教授，学术脉络跟京都派也算是一脉相承了。日本学者早些年一直专注于满蒙回藏鲜之学，试图从这些中国边境民族历史去解构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民族性大一统国家，所谓的大一统都是中国汉族的王朝。
现在，日本学者虽然不鼓吹这一套了，毕竟二战以后，它们称霸东亚之心，已经消亡殆尽，但，日本学者对满蒙回藏鲜之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断。
杉山正明算是一个日本学界研究蒙古史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也是一个跟中国学术界交流比较多的日本学者之一。
当然，杉山正明除了研究蒙古史，也研究中亚游牧民族史，不然，他的学生学波斯语干啥。
这些东西跟诗歌翻译有什么关系？
关系不大。
主要是论述，诗歌翻译背后的故事，更加利于他人了解诗歌的真正内涵，以及原文跟译本之间的差异。
这其中的差异，就是译者的文学素养的最终呈现。
《罗摩衍那》是如此，《问佛》是如此。
恰好，苏亦都读过，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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