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卢德铭率部到达文家市，又与浏阳城失利败下来的第2团余部会合。起义部队原本有5000余人，三个团先后受挫，只剩下1000余人。官兵情绪十分低落。
罗荣桓率领的特务连也只剩下七八十人，随师部驻进文家市后，在西头的里仁学校负责师部警戒。
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扩大到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
这天正好是第1团警卫班战士杨梅生在门口值勤。毛泽东步入会场时，杨梅生一见是不认识的陌生人，立即拦住说：“在外面等着！”
毛泽东说：“你去告诉陈浩，我姓毛。”
杨梅生跑进会场，报告第1营营长陈浩说：“门口有个姓毛的找你。”
陈浩听了，快步走出会场，然后把毛泽东介绍给杨梅生说：“这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杨梅生马上向毛泽东行军礼，表示歉意。毛泽东没说什么，急急进了会场。
在前敌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再去会攻长沙已不可能，建议部队改变原进攻计划，另找出路。谁知当初没去会攻浏阳城的余洒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说：“攻长沙已经毫无把握，还去硬碰硬，就要吃亏。为了保存实力，应退据萍乡，再图发展。”
尽管此时毛泽东是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余洒度毫不买他的账，坚持要打长沙城。敌强我弱，只有避重就虚，才是明智之举。毛泽东的主张，自然是最正确的。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经过激烈的讨论，卢德铭、苏先骏等多数前敌委员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于是会议做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
第二天上午，全师1000余人在里仁学校外的草坪上集会。师长余洒度在队前简单说了几句话后，就宣布：“请毛泽东委员讲话！”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出现在秋收起义三个团的战士们前面。
因为沿途一路打败仗，官兵逃跑，这时候多数人正对革命前途感到茫然，也不知下一步该往哪儿去。针对官兵们低落的情绪和迷茫，毛泽东微笑着，挥动双手，一开口就说：“我给中国革命算了个八字。当前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中国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势力发展起来，困难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
有人听着，就觉得是这理儿开始鼓掌了。
毛泽东接着说：“这次秋收起义我们打了几个败仗。这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还留有队伍。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接着，他说明了部队不能去打长沙而应去萍乡的道理，最后提高声音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这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
包括罗荣桓和特务连多数战士都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也对革命前途感到茫然，也不知该往何处去，内心万分焦虑，而此刻听了毛泽东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讲话，心胸立即豁然开朗：前路并非就是这么惨淡、阴暗，走下去，小石子也能打破大水缸，革命会有成功的那一天！从这一刻起，罗荣桓等不少人认定了毛泽东就是自己孜孜追寻的革命领袖。
开完大会，部队从文家市向着萍乡方向出发。
因为朱建胜是浏阳人，熟悉当地情况，师部派特务连打前站。朱建胜和罗荣桓来到文家市街上，准备搞点饭吃，再打听前进的道路。
两人来到才14岁的杨勇家里。朱建胜同杨家很熟，对杨勇说：“这是师部的参谋罗荣桓，原来是武汉的大学生。”然后自己去买菜了。
罗荣桓则和杨勇攀谈起来，并打听去上栗市的道路。
罗荣桓就像个大哥哥，一身军装让杨勇一生难忘。1930年春，当红军打回文家市时，他也跑去参加革命，后来成为解放军一员骁将。这是后话。
按照罗荣桓等人探明的路线，部队到达上栗市后，准备按师部计划折而向南，过萍乡进入江西莲花县。谁知才到上栗市，朱建胜向师部报告说：“我们听人说，萍乡街上和车站都驻了军队。”
毛泽东立即找到卢德铭商量，说：“那我们转向东南，经小视到芦溪去宿营。”
卢德铭表示赞同。
9月23日清晨，部队以第3团、第1团的序列前进。不料，第3团走错了路，跟进的第1团在芦溪附近一个三岔路口突遭赣军朱士桂部伏击。官兵仓促应战，伤亡很大，虽然多数人冲出了伏击圈，但总指挥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虽然损了重将，但毛泽东也不敢怠慢，当即率部急急向莲花方向疾进。
可是，敌兵穷追不舍。为了摆脱追兵，起义官兵不得不天不亮就出发，日落后方宿营，一路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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