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傍晚，傅连暲终于骑着骡子急急赶来了。
他一跳下骡子，绳子也顾不得放，就直往屋里走。在门前，他碰到钟福昌，来不及多说话，就问道：“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正一脸愁容，见着是医术高明的傅连暲，脸色马上阴转晴：“我带你去！”
傅连暲随他快步走进房间，只见毛泽东躺在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通红。毛泽东大概听到了脚步声，睁开眼，见是傅连暲，声音微弱地说：“傅医生，你来了！”
傅连暲坐到床前，说：“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被烧得很疲劳，没力气多说话。傅连暲和毛泽东才十几天没见面，此刻发现他比以前更瘦了，颧骨高高突出来有点吓人，不敢多问，连忙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进他的嘴里。毛泽东不仅嘴唇干裂了，呼吸也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的热气都烫手。他焦急地等了5分钟，轻轻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哟！水银柱升到105度（即摄氏41度）。他有点慌了，极力保持镇静，给毛泽东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就是腹部有点胀。
由于没有医疗设备，不能验血和透视，检查只能到此为止。为了准确地判断出病情，检查后，傅连暲把钟福昌喊到外屋，向他了解毛泽东病中的情况。黄祖炎、吴吉清、陈昌奉等人都围上来，着急地问：“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发烧，热度很高。”傅连暲简单地回答一句，就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吃过什么药？”
“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钟福昌说。
“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没吃东西了，只喝了点米汤。”吴吉清说。
“有时候昏迷吗？”
“不昏迷，头痛得厉害。”钟福昌说。
究竟是什么病呢？凭自己的医疗经验，傅连暲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一是肠伤寒；一是恶性疟疾。经过仔细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得的是恶性疟疾可能性最大。他再了解，获知于都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都会钻进鼻孔里，老百姓中已有人患了疟疾。此时正是初秋，是疟疾流行的季节。毛泽东睡觉的床连蚊帐都没有，可能染上了这种病。钟福昌虽给他吃了奎宁，药量不够，因此不济事。
傅连暲立即准备给毛泽东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吃奎宁丸。毛泽东同意了。傅连暲给他打了针，两小时后，又给他吃了一片奎宁丸，然后，对钟福昌说：“多给主席喝开水，多换换额上的冷毛巾。”
第二天清早，傅连暲走到毛泽东床边，他已经醒了。傅连暲问道：“主席，好一点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自己用手摸摸额角，说：“头轻了一点。”
傅连暲拿出体温表，准备给他试体温。毛泽东反过来问他：“你睡得好吗？”
“我睡得很好。”傅连暲接着也问，“主席睡得好吗？”
“我睡得好。”毛泽东说。
傅连暲给他量了体温，102度，退了点，心里很高兴。
“热度退了点吧？”毛泽东问。
“退了点！”傅连暲兴奋地回答。
接着，他又给毛泽东检查了一次胸、背和腹部，一切都正常，再给毛泽东打了一针，又拿出奎宁丸给他服下。毛泽东的病情开始好转了，随着体温减低，他睡得安稳多了。但警卫班的战士们还是日夜服侍在旁边。
第三天，毛泽东的体温降到100度，额上的湿毛巾拿掉了。当傅连暲问他的病情时，他回答说：“今天感到又好了一点。”
吴吉清给毛泽东煮了点稀饭，他也喝了一些。
第四天拂晓，战士们刚想睡一会儿，忽然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了，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众人睁开眼睛一看，是毛泽东！陈昌奉着急地大声说：“你病还没好，怎么就起来啦！”
毛泽东笑着说：“我好了！”说着以手示意大家不要起床，又慢步去了傅连暲和黄祖炎两人一起的住那个房间。傅连暲听见脚步声，睁大眼睛一看：“毛主席！你怎么起床了？！”
“我好了。”毛泽东笑着说。
傅连暲连忙起床，然后拿起药箱，随毛泽东走到他的房中，一量体温，真是天大的喜事！水银柱稳稳地停在98.4度上（即摄氏37度）。傅连暲忍不住笑着说：“你退烧了，98.4度，体温正常。”
“好啊！”毛泽东也笑了。
这时警卫班战士已一骨碌爬起来了，烧水的烧水，扫房子的扫房子。听说毛泽东的体温已降到37度，激动地围住傅连暲，高兴地说：“傅院长，你治好主席的病了，太好啦！”
傅连暲也激动，高兴地说：“为了主席的健康，大家都作了自己应作的工作！”
正在说着话，吴吉清发现毛泽东坐在桌前开始翻阅文件了，便担心地向傅连暲请求说：“傅院长，你劝劝主席，叫他多休息几天！”
“我劝过了，没有用！”傅连暲无奈地说，“主席说，局势很紧张，完全休息是作不到的。”
尽管明白局势很紧张，但吴吉清还是说：“主席重病刚好就开始工作，这能行吗？”
不仅他是这么想，黄祖炎、胡昌保、陈昌奉、钟福昌、黄亚堂等人都替毛泽东的身体担心，于是把傅连暲留在这里住下了。傅连暲怕毛泽东工作起来，又忘了吃药，从药箱里拿出三片奎宁，叮嘱钟福昌说：“一天三次，一定按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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