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暂住北平西郊的香山，从安全考虑是不错的；但从工作考虑则有诸多的不便，如北平市内有事，毛泽东就要往城里跑，别人找毛泽东，也要跑上一二十里山路到香山来。随着市内各方面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工作量增加，中央机关进城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1949年五六月的一天，周恩来和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到双清别墅专门面见毛泽东。
李家骥把他们带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后，按惯例给他们送茶，听见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剑英同志想汇报一下中央机关搬家的时间、地点以及市里的有关问题。”
“好，你们先说说看。”毛泽东说。
叶剑英说，“根据工作需要，准备请主席和其他领导到中南海工作、生活。”
“我不喜欢中南海。”没等叶剑英说完，毛泽东便打断了他的话。
“这……”
毛泽东严肃地说：“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要到中南海，非要到皇帝住过的地方办公呢？哪里不行？我看这里就比那里强！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
毛泽东似乎一触及这个问题马上就起了“连锁反应”，并且“反应十分剧烈”。
周恩来没料到毛泽东对“搬家”会是如此严肃，且态度明确地拒绝，便解释说：“这是我们的初步设想，也是征求主席的意见，可以商量。”
李家骥感到很奇怪，皇帝住的地方多好啊，为啥不去呢，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他不去住，那好地方谁去住呢？这时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口气很硬地说：“那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把我们关在红墙内，与群众隔离开来。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周恩来见谈不拢，只好把话题叉开：“那就请剑英同志说说市里的情况吧。”
随后，关于中央机关“搬家”的问题，讨论了多次，毛泽东始终没收回自己意见：不住中南海，不到皇帝住的地方去。最后，党中央只得来了个“集体研究”，举手表决，并决定搬到中南海去办公。毛泽东没办法了，这才不得不搬进了中南海。
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搬到中南海后，还时不时回双清别墅住，以致警卫班一直没动那里的东西，直到1951年才全搬到中南海。
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后，因为不愿意住皇帝住过的地方，发生过很多次让大家始料不及的风波，惊动了许多人。
7月中旬，一天晚上，毛泽东睡的比较早。没多长时间，值班室的电铃突然响了，李家骥马上跑去问道：“主席，有什么事？”
毛泽东披着睡衣，满脸怒气，见李家骥来了，便埋怨地说：“这么吵，我能睡好觉吗？”
李家骥马上反应过来，窗外有轨电车和老百姓嘈杂声影响了他的睡觉。好在李家骥年龄小，脑袋灵，便立即说：“我把窗子关上，动静就会小一些。”
于是，他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尽量与外界封闭、隔绝，再耐心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听听，这样好多了。”
毛泽东遇上这样的机灵鬼，也是没辙了，无可奈何地说，“真是没办法，就这样吧。”
其实，真正让毛泽东在中南海不习惯的，还不是那些生活琐事，而是他和其他领导人或群众接触不如延安、西柏坡，甚至香山那么方便了。一次，他对阎长林说：“以前多好啊！想找谁，抬腿就走，在院子喊一声，就找到人。最多身边有个警卫员，来人由他先通报一声，出门随身走，很方便啊。现在可不行了，房子大了，院子大了，距离远了，规定多了。来人要见我，需要过几道关！我出院子，后边要跟好几位警卫；出中南海，还必须报告汪东兴、叶子龙，公安部还要派人保卫，多麻烦哩！”
“如果离京，还必须报告中央办公厅！”阎长林补上一句，然后笑着说，“不过，主席的安全，决不是小事。”
毛泽东从内心不想“照办”这些规定，可对此也无办法。终于一日，他决定“冲出围墙去”。当日，恰好是年纪小的李家骥值班。毛泽东突然轻轻地对他说，“我们俩冲出围墙，到郊区去。”
李家骥年纪虽小，脑子却不糊涂，回答说：“我不敢，万一有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耳朵就那么灵，现在我们马上走。”毛泽东认真还带有和李家骥商议的口气。
李家骥为难地说：“主席，我和你不一样。我必须执行给我规定的纪律，不然，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
毛泽东听了他的解释，无奈地说：“噢，你很遵守纪律呢，是不是我在香山批评了你，就胆小了！”
李家骥连连摇头：“主席，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中南海机关的规定，我不敢不遵守。”
毛泽东似乎不敢连累他挨批评了，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隔开了！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
这次毛泽东煽动李家骥“冲出围墙去”没有成功，谁知两个月后，他的计划终于成功地实施了。
9月间，毛泽东由中南海返回香山去。
突然，中央警备团传来一个惊人消息：“毛主席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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