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鲜战争、土地改革运动逐渐步入尾声，1932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从现在起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思想，准备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实现国家工业化宏图。为了迎接这个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对全面建设的宏伟规划进行酝酿，毛泽东决定亲自去各省进行调查研究。
10月，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第一回南下视察和调查研究。
回年2月13日，他再回去湖北进行调查。
在武汉三镇，毛泽东和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李先念、王任重等人谈论了要在长江架设大桥，解决工业建设所需的南粮北煤的运输问题，甚至还提出要在长江修建一座大坝的宏伟构想。这些建设项目鼓舞着人心。
过完春节后，毛泽东一再要求到民间去看看。经过商量，随行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表示同意，但从警卫和安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戴上口罩。
这一日，毛泽东戴了口罩，在湖北省委负责人和警卫班战士们的簇拥下，前去游览龟山、蛇山。
此时正值春节，游人非常多。
李银桥、李家骥、赵鹤桐、张仙朋等卫士随着毛泽东从黄鹤楼下来。张仙朋对毛泽东说：“主席，看样子今天是庙会，人真是多！你怕不怕？”
“怕什么，是好人就不要怕。”毛泽东笑笑说，“若有坏人，我们就给他个突然袭击。”说罢，又继续向前走。
毛泽东等人走着走着。猝不及防，一个小孩子突然高声喊起来：“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原来参观黄鹤楼时，一家人带着孩子出来春游。小孩子的眼睛非常尖，见着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戴着口罩，觉得十分奇怪，他为啥戴着大口罩呢？一双大眼睛朝着他忽闪忽闪。过了一会儿，虽然隔着口罩，她居然把毛泽东认出来了，于是尖着嗓子喊起来。
这下子不得了！群众哄然大乱，潮水一般地向毛泽东涌过来，并且相互惊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顿时，毛泽东的前后左右变成了人的海洋。
李银桥、李家骥等卫士们和湖北省委派的警卫人员“呼啦”一下围住了他，随行的罗瑞卿、李先念、杨尚昆等人也慌了手脚，立刻向毛泽东靠拢，在卫士围成的圈外又围成第二圈。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尽快保护毛泽东安全脱离。
可是谈何容易。
毛泽东的周围已是万头攒动，人挤人，挤成了团。谁都想见一见毛泽东，目睹他的面容。卫士们和干部们前呼后拥，使出全身力气往山下挤去。人太多了，到处是兴奋的人们，大家随着人群的涌动而摇晃着，但怎么摇怎么歪也摔不倒。就这样，警卫员们护卫着毛泽东，人挤人地朝山下一点一点地移动……
战士们高喊着，连拥带挤，不知挤出多少汗，头都挤晕了。赵鹤桐随身带的两个铁壳暖水瓶也被挤扁了。好不容易，毛泽东随着他们终于到达了江边。
卫士们分开一个缝，保护他上了船。
毛泽东一登上船，便摘去口罩，回转身子，向岸边的群众招手致意。顷刻之间，群众见“大口罩”果真是毛泽东，如大海一般起伏，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声音直冲九霄，震耳欲聋。那种狂喜之态简直无法形容。
这一回黄鹤楼历险，让大家惊魂未定，万一发生踩踏，后果不堪设想。事后，罗瑞卿和杨奇清深感不安地向毛泽东作检查，说：“我们安全保卫工作没搞好。”
毛泽东把自己和人民群众比作鱼和水的关系，他喜欢这种鱼入大海的感觉，只有和人民在一起，才快乐、高兴；外出时，保卫部门派车开道，想把他和群众隔离开来，他就生气，甚至大发脾气——他的这种生气、发脾气，并不是“鬼做”（武汉方言“作秀”之意），而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鱼”渴望与“水”在一起的不自觉反应。此刻，他闻言他们作检讨，不仅丝毫没责怪他们，还笑呢，只说了一句话：“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湖北的调查很快就结束了。
3月2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乘东海舰队洛阳号由长江顺流而下，前往华东。22日凌晨1时，抵达南京下关大兴码头。特地从上海赶来的陈毅和谭震林、柯庆施、唐亮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来。
“主席好！”华东局负责人谭震林向毛泽东问好。
“嗯，谭老板还是那么精神。”毛泽东微笑着说。
“主席，你要保重身体啊！有事我们可以去北京向你汇报嘛。”谭震林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对他这种亲自下基层的做法并不赞成，关切地劝说在井冈山时期就互相熟悉的毛泽东。
“不，还是自己下来走走好，心中有数么。”毛泽东顿了顿，“有罗长子（指罗瑞卿）在，我的觉就能睡得稳。”
随后，毛泽东在南京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中楼下榻，听取了华东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
下午，毛泽东前去凭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陵墓。谁知在他瞻仰孙中山祭堂时，被正在祭堂前草坪上读书的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学生发现了：“这不是毛主席吗？！”立即飞一般的朝学校跑去，连书包也忘了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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