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桥、李家骥等卫士一见,立即说:“走。”就和其他警卫人员前呼后拥,护着毛泽东下楼,再次将他“挤”入华沙小轿车。然后,一中队前面派人开路,后面派人推车,左右用人卫护,一步一步,硬是将小汽车推出人群。
在车上,毛泽东还不时向外面的群众招手,对李银桥等人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下不了的黄鹤楼噢。”
这次他们被围困在正阳楼整整达到六个多小时,用李银桥的话说:“当年打仗还没这么被围困过,差点当了天津人民的‘俘虏’。”
事后,有人告诉李银桥说:“主席走后,我们派人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收了七筐半。”
手表是此时人们比较贵重的东西。当李银桥把“七筐半”的事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即问道:“群众没挤伤吧?”
“没有。”
毛泽东放心了,笑着说:“手表是宝贝啊,为了见我一面,把它丢了可划不来呀!”
李银桥忍不住感叹说:“天津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可见一斑。”
当日傍晚,毛泽东乘火车回北京。到了近郊时,他又在卢沟桥乡下车,来了两个村进行视察。
尽管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持怀疑之心,但各地对于大跃进的热情和报道还是连篇累牍。让李银桥等人很奇怪的是,没过几日,报纸还是登出了新立村“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各地“好消息”、“喜报”接踵而来,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放不下心,又来河南等地视察。沿途,他反反复复问当地党政负责人:“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问过七八遍,没人反映什么问题,只是说好。
11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谈了他视察河北、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所发现的问题,谈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和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许多混乱现象,明确指出:有些干部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并且,他还领着与会同志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共产主义”主张。为此,他还生气地说:“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剥夺农民。”
会议期间,他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指出“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以澄清”。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县以上干部普遍学习上面两本书,开展一次学习活动。
对于一些人急于求成的思想,毛泽东耐心地告诫说:“不怕路长,只怕心老。只要我们不失来信心,总保持着那么一股干劲,那么我们迟早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的!”
第一次郑州会议基本上划清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初步澄清了当时存在的一些混乱思想,对于纠正“共产风”等严重“左”倾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用力之下,这次会议实现了由反右到反“左”的转变,是我党纠正“左”倾错误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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