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南方终于回到了离别半年之久的北京。
整个上半年，毛泽东都没在北京，先后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井冈山、武汉等地进行巡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路上，他调查研究，视察工作，既思考各种问题，也亲自进行一些工作乃至军事上的决策和部署，万分警惕地捍卫着共和国和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最后以73岁的高龄再次横渡长江，向全世界表示出自己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雄心而结束了这一次京外之行。
回到北京后，他丰泽园住了两三天，就觉得刚装修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干脆搬到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间去住了。
中南海的游泳池开始是露天的一个池子，后来游泳的人多了，机关管理局把它进行修缮，经过多次整修，修成了一个室内游泳池。然而，谁也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住所。
毛泽东离京外出时，中央警卫团一中队由中队长丁钧带领外出分队随行，副队长陈长江进过高级步兵学校，则在中南海抓部队的军事训练。毛泽东住进游泳池平房后，丁钧、陈长江等人也随之搬到游泳池住下来。
毛泽东没有休息，听取汇报，获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向各个高校派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使得运动冷冷清清，非常不满意，接连找人谈话，批评刘少奇等人阻挠运动的开展。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4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公开与之发生争吵、顶撞。会议空气十分紧张。
8月7日，毛泽东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标题，印发全会。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清楚，矛头主要是指向刘少奇。第二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号召全党各级组织“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没过几天，北京的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随即，北京市各单位掀起了庆祝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发表的热潮。许多机关的干部群众走上街头游行，敲锣打鼓，高喊“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文革”烈火在北京重新被点燃了。
不知谁带的头，北京市不少干部群众跑到党中央、毛泽东所在地——中南海——位于府右街的西门，向党中央、毛泽东递交自己的决心书和誓言、祝贺词。结果，前来的人一日比一日增多。中央办公厅因势利导，在西门外一侧搭起了一个台子，派人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决心书、誓词。这样，府右街人越聚越多。许多支队伍集结在街头，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唱着歌颂党、歌颂毛泽东的红歌，从早到晚都不停息。这种热烈的景象让住在中南海的中央机关人员无不为之震动。
8月10日傍晚，突然有人惊慌地跑到游泳池，向一中队副队长陈长江报告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外被群众包围，想回也回不来了。”
“这是咋回事？”陈长江厉声问道。
“晚饭后，主席只带两个人，信步走出了中南海，门卫不敢阻拦。现在，他们陷入人山人海之中。请警卫中队紧急增援！”
“走！”陈长江一声招呼，一下子集合起几十名警卫战士。他们紧跟在陈长江的身后，自动排成两行，飞快地向中南海西门跑去。
毛泽东咋会被群众包围了呢？
其实，是毛泽东自己走进“包围圈”去的。
傍晚时分，毛泽东像往常一样放下手中的工作出来散步。警卫员王明富和吴旭君陪着他从游泳池出来。几人随意地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往南走，到了宝光门又往西折。谁知到怀仁堂门前时，忽然听见西门外府右街锣鼓喧天，口号阵阵，毛泽东说：“去看看。”便信步向西，步行出了中南海。
毛泽东一走出门，恰好与一支前来递交决心书的游行队伍相遇。平时这些群众想见毛泽东都见不着，此刻却邂逅相遇，个个喜出望外，立即欢呼起来。一些胆大的人立即上前，与他打招呼，兴奋地握手。毛泽东历来喜欢和群众接近，微笑着与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相握、攀谈。一瞬间，伸过来的手多得数不清，且握过的手也久久不愿松开，而向他伸过来的手更多了。众人很快就把毛泽东围起来了，越围越多……毛泽东完全成了被无数“小鱼”包围在中央的“大鱼”。
当陈长江带着几十人“飞”出西门时，只见站台前围着的人数以万计，毛泽东已被围在圈里，而后边的人看不到他，正在拼命地往前挤，远处的人们还在喊着、跑着，向这边涌来。陈长江慌了，这样的场面，即使没有坏人，万一发生踩踏，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跟我来！”陈长江向身后的战士一挥手，“马上靠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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