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19日，汪东兴等人随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谁知回到北京没几天，汪东兴就遇到了“麻烦”。
首先是他的妻子姚湘娥出问题了。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好几次与人谈话时都提到高级领导干部让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不合适，批评林彪让妻子叶群当办公室主任，在自己主管的系统内插手插脚，搞夫人干政。偏偏汪东兴的妻子姚湘娥也在他主管的保卫部门出任要职。她不仅是中央警卫团副政委，而且还是中南海警卫处副处长兼警卫值班室主任。这几个职务都是要职，可谓地位显赫。
汪东兴虽然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但与江青的关系却一直不好，不知何故，两人的矛盾很深，经常打左。
一日，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驻地——钓鱼台的院子里散步。警卫值班室副主任邬吉成负责钓鱼台的警卫工作。此刻，他正在不远的地方，跟随着江青，进行警卫。突然，他听见江青问身边的警卫员：“你们警卫处有几个副处长，都叫什么名字啊？”
警卫员把几位副处长的名字说了一遍。
孰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江青听了姚湘娥的名字后，便不再说话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汪东兴突然当着邬吉成等人的面，逼着警卫处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给姚湘娥另行安排工作。杨德中很为难，讷讷地说：“想不出什么更合适的岗位啊！”
汪东兴说：“那就让姚湘娥去办公室吧。”
谁知杨德中前去找办公室主任武健华时，他不置可否。这样，姚湘娥调办公室的事情“搁浅”，进行不下去了。
杨德中见事情没办成，有些着急，于是跑去找警卫值班室，找到邬吉成，说：“想听听你的意见。”
邬吉成说：“我和姚主任两人做搭档，她在家，主管警卫值班室的全盘工作，还抓政治思想；我去跑外面的现场，抓警卫业务。这样的配合不错呀！”
“可汪主任叫我为她另行安排工作。”杨德中困惑地说。
邬吉成说：“她在警卫值班室一直不是挺好的吗？我意见还是不要动了吧。”
杨德中见邬吉成对姚湘娥在警卫值班室当主任没意见，于是也打起了太极，一拖再拖。
拖了一段时间后，姚湘娥调动的事好像谁都忘记了，事情不了了之了。就在这时，汪东兴在几名处长前发牢骚了，说：“总有一天我们也要被人抓起来……”
邬吉成莫名其妙：“谁要抓你呢？”
没有谁回答他。
事后，邬吉成联想到汪东兴当初当着自己的面要杨德中给姚湘娥调工作，才慢慢琢磨出个中意味深长：原来江青这次找了汪东兴的茬。而汪东兴呢，又以为是在江青身边负责警卫的他搞了小动作。
邬吉成背了黑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毛泽东批评夫人干政后，警卫局有人向江青告了汪东兴夫妇的状。江青于是散步时向警卫员询问。核实情况后，江青便向汪东兴发难。
这事儿完全与远远旁听的邬吉成无关。背了黑锅怎么办？邬吉成心想，去找江青说吧，她一贯“铁面无私”，说了还挨批评；找汪东兴去解释吧，反而弄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于是，只好忍了，不说了。
但是，汪东兴还是没从“窘境”中走出来。
因为汪东兴在庐山“上当受骗”犯了错误，且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中央又有人动议改组中央办公厅领导班子，并推荐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纪登奎来取代他。
一日，纪登奎突然来找汪东兴，要他办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交割手续。汪东兴不干，回答说：“我还不知道此事。”坚持不办理。
随即，他跑去向毛泽东报告：“有人要我交出中央办公厅主任职权。”
毛泽东听了说：“我咋不知道这回事？”
接着，他对汪东兴说：“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不经过我的批准，谁也不能换。”
此事又不了了之了。
毛泽东保护了汪东兴。而同样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陈伯达，在庐山会议犯错误后，境况却没汪东兴这么好。11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由此展开“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借此开展党内整风，并促使林彪等人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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