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该项法律并未对价格进行任何规定，换言之，个人可以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这项法律开始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不过，仍有诸多严格限制。
新兴创业者只能雇用家人，经营范围仅限于国家部门做得不好的方面，主要是短缺商品，有些行业依然受到禁止，如印刷业和印刷媒体。
苏修在1987年开始小心翼翼地允许相关领域出现新兴自主企业，如废品回收、面包烘焙、鞋子修理、洗衣服务和消费用品。
尽管规模有限，但合作社运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停滞而僵化的社会主义汪洋中存在私营企业，这确实是一道风景。
其中涌现了很多引人注目的经营方式——某合作社在莫斯科市中心设立收费厕所，他们的厕所干净整洁，播放着音乐，还提供粉色厕纸和全新洁具。这样的设施人们大多没有见过，家里当然也不具备。
其他的合作社也开动脑筋，比如舞厅为了吸引年轻人去消费，迎合叛逆年轻人的口味，编了迪斯科舞曲《美国男孩》
当《合作社法》于1988年正式通过时，许多合作社正着手改为私营企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对南易而言，《合作社法》里隐藏着一条对南氏很有利的条款，允许以合作社形式组建金融或信用企业，换言之，就是银行。
面对诸多未定因素，合作社先后涌现，完全没有基本规则。此前，苏修的计划委员会为全部经济活动制订规划，对企业的要求，是完成来自上级的各种指标，但合作社允许自主决策并自留盈利。
《合作社法》最引人关注之处，是对个人自由做出的全新定义，该法律规定，只要没有明文禁止，任何活动都将可以进行，这是对数十年来国家强力插手的彻底颠覆。
通常而言，合作社只是把正在从事的灰色经济活动公之于众，灰色经济里自然也包含着倒爷，《合作社法》对倒爷是否违法没有明显的界定。
说合法可以，说违法也不算错，反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先任其发展，如果形势不对，就把它装到一个口袋罪里，若是装不下，那就颁布新的法律条文。
合作社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在发展过程中，总有聪明人想得更加深远，胆子也大到没边，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多累，还不如从国企、黑市搞来享有补贴的设备或者价格便宜的商品，快速倒手获取差价来的痛快。
当然也有老实人只是规规矩矩的做点废品回收、修理鞋子等小买卖，能让家人每餐都吃上列巴，再来点酱黄瓜，他们也就满足了，当然，如果能再有一份可口的红汤那就更好了。
不过，无论对老实还是不老实的合作社而言，有一件事情是很糟心的，那就是合作社的钱必须放在组织指定的银行里，那些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掌握了一项绝技“雁过拔毛”，想从账户里取钱当然可以，前提得意思意思，还不能是小意思，这份意思不能让自己感到不好意思。
瓦西里·巴巴诺夫这会就坐在阿尔巴特大街的旺德福苏修旗舰店里，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斯莫伦斯基。
斯莫伦斯基是一个有着奥地利背景和犹太人血统的年轻人，这种出身的人，在苏修注定不受欢迎。
为了生存，他在印刷厂干过排版、在出版社做过店员，也在面包店兼职过，后来，他开始干起了非法的勾当——偷偷印刷《圣经》。
苏修信奉无神论，人们要相信科学，不搞迷信，《圣经》算是非法刊物，见着就抓，但是，越是禁止，大家就越是热衷，在80年代的苏修，《圣经》又稀缺又抢手，是黑市里的硬通货。
没过多久，斯莫伦斯基因违法而进了局子。
在服刑的时候，斯莫伦斯基在建筑队当过苦力，他敏锐地发现，苏修的中央计划体制实在没法满足莫斯科的建设需求，国家规定的人均住房面积是9平方米，可是莫斯科950万人口，有一半达不到这个标准。
为什么呢？
国有的建筑公司，效率低、进程慢，解决不了这么庞大的需求，于是，他就拉起了一支黑市建筑队，当起了包工头，悄悄地和国家建筑队抢活儿干。
正当斯莫伦斯基把包工头的工作干得有滋有味的时候，《合作社法》颁布了，这对他来说并不算是太大的好消息，之前禁止的时候，他通过走关系干的几乎是独门生意，现在一放开，竞争对手变多了。
斯莫伦斯基一看自己的建筑梦是进行不下去了，一咬牙，一跺脚，梦想没了，不能再把赚钱也给耽误了，他干脆的解散了包工队，降低身份做了一个倒爷，用他刻在骨子里的生意细胞，混得如鱼得水。
“你的薯条还要吗？”
瓦西里指了指斯莫伦斯基餐盆里的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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