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昭看着下方三个臣子讲的来火了，连忙阻止道：“诸位，此事不算太重要，如今陕西大乱，民不聊生，想要招兵不难。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我能与明军打的不相上下，至今未输，皆因我军纪律严明，不似明军与其余起义军一般，兵过如梳，百姓怨声载道。
本朝太祖皇帝在元末也是这般农民起义，可见，民心如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我军强盛，皆因民心在我，此我军基础，不可轻弃。”
张一英连忙赞叹道：“将军英明神武，下官今日才知将军良苦用心，惭愧惭愧。
将军说的不错，民心至关重要，当然，下官有点小小的建议，将军虽然治军严厉，但是也应照顾一番士卒的内心。”
此言一出，罗家宇并无动静，而姜文远则是低头咧嘴一笑，似是无声嘲讽。
张一英说着，偷偷看了一眼刘元昭，继续道：“正所谓，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管是明军还是其他起义军，他们不顾王法，故而生活滋润，所以刘振武等人才会如此这般。”
刘元昭一开始有些不以为然，但是张一英说起刘振武等人的事情，确实说到了他的痛处，这些日子，他还是感觉得到，一些高级武官有些懈怠了。
他点头道：“冰之此言不错，这些时日我也一直在找解决的办法，最终也只能加强思想宣传一策了。”
张一英连忙说道：“将军，下官有一言，不知当不当讲？”
“哈哈哈……”刘元昭笑道，“还有你不敢说的？快说吧，别藏着掖着了。”
张一英松了一口气：“将军，秦设军功爵制，是给了所有士卒一个晋升的希望，将军可以效仿，对有功之士可以大加奖赏，让其余士卒心生向往。”
刘元昭站起来，走下桌案，一边走，一边说道：“确实如此，如今士卒与其家属不再因为饥寒交迫而着急，不需要再易子相食。
在我的指导下，将士们以及诸位的奋斗下，日子越来越好过，正所谓食饱思yin欲，确实要做出改变了。”
姜文远有些惊讶，一直以来独断专行的刘元昭怎么突然直接转变了，而且刘元昭以前对文人戒心很大，这个时候可以听取建议了？难道是因为张一英，罗家宇这些新的文人吗？
确实有点，姜文远初得赏识，虽然尽力办事，但对刘元昭以及他身边的武官都是阿谀奉承，久而久之，自然就难以改变相处方式了。
而且刘元昭虽然是有着先知先觉，并且经历了网络时代的信息大爆炸，可谓是什么都懂一点点，但又不专精，流于表面。
而且刘元昭此前队伍小，处理方式可以简单粗暴，但是现在队伍扩大，文官与武官之间，他与麾下之间的处理关系变得复杂。
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是自古以来永恒的话题，帝王之术，屠龙术等等都是对权力分配的诠释。
就算是后来的三权分立，君主立宪等等，也是如此。
而在古代，能为帝王提供这种理论基础的就是《韩非子》，韩非子写下的这本书，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
他的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运用的基础。其文学功底之深厚，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言、名著。
韩非子在国家政体方面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
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韩非子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虽然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都不如韩非讲得明确。
《韩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政治主张，便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榷》（扬权））。
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子·人主》）。
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子·主道》）。
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子·显学》）。
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子·问田》），“以法为教”（《韩子·五蠹》）。
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子·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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