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昭的帝国建立的很是仓促，时间也不长，民族主体有蒙古人，汉人，回民，番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其中各自的生活习惯，民族传统，各自的精神信仰都有不同。番族更是因为信仰发生过战争。
不过对于刘元昭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宗教必须在国家和法律的监督下正常运行。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宗教文化已成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我国的宗教徒有爱国爱教的传统。
刘元昭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团结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各宗教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天主教、基du教的“作光作盐”、“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教的“两世吉庆”等等。
在帝国，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和谐共处，不许发生过宗教纷争；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也彼此尊重，团结和睦。
这既是由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兼容、宽容等精神的影响，也是一个国家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做法。
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是符合华夏帝国的国情的。
同时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lie的行为。
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是祖国统一的基础，因此，必须维护民族团结。
维护民族团结，既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既要认真落实民族政策，认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又要坚决反对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lie，依法严厉打击和制裁分lie祖国的活动。
当然民族这个定性，在这片地区还不流行，对于大明来说依旧还是夷狄诸夏。
正所谓，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区辨华夏与蛮夷。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
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中华世界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
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
《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国语·周语下》说:“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
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间之。
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也就是说，鲧、禹与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
西周共王时器《墙盘》铭文云:“上帝司夏尤保。“可能是铜器中所见最早的一个“夏“字，但含义不指夏朝。
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诸夏与夷的区别主要是农耕的城邦和游牧的山野牧民之区别。诸夏有礼，而蛮夷无。
若说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至少要在秦之后。
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中华思想，又常自称“华夏”、“中国”，这被称为小中华思想。
中国和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合称为中华世界。
由于中华世界为儒家社会，儒家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这些地区又称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
就中国典籍上的记载来看，先秦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以华夏礼仪的有无。
汉晋以后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以血缘远近。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
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的衡量标准是三个标准并行，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占据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族群的存续。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古人们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存在着深刻的民族主义色彩。
因此，古代中国人具有史所罕见的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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