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皇太后的话，臣以为，海防用银，非借洋债不可。”林义哲说道。
“噢？借洋债？”醇亲王看着林义哲，显得有些惊讶，“林义哲，难道说，你办船政时，这造船的银子，也都是借的不成？”
林义哲听了醇亲王的问话，不由得心中一凌。
“回王爷的话，船政用银，除去归于西征协饷之银，每月所剩者，仅够日常运转开销，造船是根本不够的。”林义哲答道，“然船政为国之重务，海防用船，不可就此停废，臣姑父沈葆桢是以多方筹措，请用船各省接济，又从闽省洋药税中抽银，臣又于海内外诸殷商处多方募集，得报效银以实船政，故能成此有数之船。周转困难之时，也于外国商行借了少许洋债，事后全部归还。此是权宜之计，臣也是思前想后，万不得已才如此的。”
这位醇亲王，光绪皇帝的亲爹，听说可是颇有些“清流”气息，今日头一次听他说话，便知端的！
“原来如此，我说呢，这没有银子，也不能凭空的变出来这许多兵轮啊！”醇亲王呵呵笑道，“这借了洋债么，也就借了，总是把船造出来了，还派上了大用场，现在想想，这船要是没造出来，这台湾弄不好也就丢了呢！”
听到醇亲王的这番话，林义哲不由得在心里暗自感叹。
这人要说变，也是很快的啊！
晚清时代，参与到中枢之中的四大王爷（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中，恭亲王为人最为周正严谨，这也源于他从28岁开始就挑起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恭亲王待人宽厚，这点连西方人都大为认可。这令他的周围凝聚了一批精英，在内忧外患中，支撑起了政府的运行。恭亲王自身崖岸高峻，洁身自好，既不似四哥咸丰皇帝那样“绯闻”不断，也不似后来的庆亲王奕劻那样“丑闻”绵绵。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
在打倒肃顺等顾命大臣“八人帮”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奕擐的功绩往往被掩盖在慈禧和恭亲王的光环背后：正是他带兵将肃顺和端华从热被窝中抓住，完成了政变中最艰难、最有风险、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在之后的“叔嫂共和”体制中，他执掌首都卫戍部队的主力“神机营”长达30多年，实际上形成了恭亲王掌握外交、醇亲王掌握军事的基本格局。
大清帝国现在的这个“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两制并存，“亲王辅政”是满清亲贵们能接受“垂帘听政”的条件和前提。而醇亲王不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这无疑也是对恭亲王的一种制衡，尽管他在恭亲王早期两次被慈禧修理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为六哥说话。
醇亲王在“出道”前，给世人的感觉相当地“左”，比较保守、排外。对恭亲王的改革，尤其“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他总是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毫无疑问，这样的互相监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外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林义哲知道，大清帝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历时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醇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爱国王爷”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一般“卖国”。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处决了肃顺等人，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不因人废事，更不因人废制。
更为吊诡的是，野史把恭亲王、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或许，那种留在纸面的“争执”，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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