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如此，自然是再理想不过的。但问题是，许小彗何许人也？她怎么可能与景予飞保持默契？而儿子言真的具体想法或性格，景予飞因无从接触也就无从知悉。在这种情形下，与之见面就不仅不是件好事，还可能是充满了变数甚至是危机四伏的新的烦恼源。比如，这必然增加了暴露事实本身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景予飞应对的难度，更可能因为言真这孩子的不合作或不理解反而成了景予飞的一个对立面——他也时常向自己提出这样那样更难以承受的物质或情感要求怎么办？甚至，万一他要求获得正式的名分或干脆打上门来或打上泽溪去的话，我又怎么办？
凡此种种绝非不可能的顾忌始终隐隐地压在景予飞心头，他的感觉反而是：与其那样，不如不见为妙。
但是，儿子毕竟是儿子，除非丧尽天良的冷酷之人，血缘亲情的纽带和心理悬念，毕竟是轻易割舍不了的。尤其是在自己获得相对平静的喘息之余，以及自己的生活与时俱进不断改善、优化的时候，景予飞对儿子的的愧疚和悬念心理反而会加剧起来。
儿子好吗？他对自身畸形、扭曲的身世及多舛的命运会作何感想？
尤其是，万一他得悉我的真实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和他现在的父母之间日益深刻而鲜明的反差后，他又会作何感想？他的心理会因此而更加沮丧吗？他的性格会因此而越趋阴郁、乖戾甚而变态吗？他会更加痛恨我吗？他会因此而破罐子破摔吗？他会企图以自以为得计、其实是非理性的从而只会加剧自己悲剧命运的手段来扭转自己的命运吗？甚至，他会因怨生恨而设法来报复我吗？
由于顾虑到这一点，景予飞早已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式的习惯，即他尽一切可能向许小彗及日渐长大的儿子隐瞒自己真实的生活、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变化，以尽量减少对他们的心理刺激。尽管这实际上仍然是徒劳，后来的事实总在证明着，许小彗始终有办法掌握关于他的基本信息，如他的职务变化、家庭住址及电话、单位的电话乃至他后来的手机号。
按照许小彗的描述，儿子向来对自己是充满了怨艾甚至是仇恨的。这很自然，从明白真相那一天起，或者更早，他对自己的身世乃至对我的印象，得到的永远是许小彗的一面之词。在她可想而知是充满了偏见甚至妖魔化的言说中，言真怎么可能不仇视、不怪怨我呢？
问题是，他会永远这么仇视我、误会我下去吗？他真的会永远不与我见面吗？如果有这个可能，他究竟会在哪一天、以何种方式与我见面呢？这一希望或日期盼甚或是隐忧，在景予飞的潜意识中也始终存在着，并且成为他的某种心理支撑。他也因此始终在心底里做好了某一天突然见到言真的思想准备。
无数问号就这么阴霾般长期盘踞在景予飞心头，如先天性心脏病，如永远除不去的芒刺，甚至就是一把刀子，深深地刺入景予飞的灵魂深处——这也是无论许小彗有什么要求或表现，他最终总是会妥协的深层原因之一。
所谓“庆幸”，则是一个更为复杂而深奥的心理秘结，自然也与景予飞的心理平衡需要或曰自我安慰有关。不见也好，万一见了，两人处不好，甚至他和母亲联起手来纠缠、报复或折磨我，那不更糟吗？见了面又处得好的话，却因名不正言不顺、难以为社会和亲友理解接受等先天困境而无法与之正常交往，我对他或他对我的感情就无疑会因此而被激活、升华，那时候，对我们双方岂不都是一种更加惨烈的痛苦吗？
更棘手的是，即使许小彗和儿子言真都愿意和我正常相处，社会又如何容纳或评价我们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如何对社会交代，又如何能向每一个公众解释得清我们的关系和个中衷曲？哪怕是在喻佳的家人面前，我也无法交代或让他们理解、接受这一现实啊！社会上就更不用说了，仅仅一个私生子的名头，就会让我们父子俩都喘不过气来，更别说由此而来的完全无法想象的种种对双方名誉、地位和实际利益的损害了……
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或许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哪怕我们至死都不能相见或正常来往，但能相安无事，彼此理解与体谅，我则尽可能地帮助他有一个理想些的物质生活，那也未尝不是一种福分了。不是说“平安是福吗”？
缘于这个基本原因，也缘于当时的实际境遇和安抚许小彗的考虑，景予飞在三年后，也即许小彗又一次挺着大肚子告诉他怀上了她自己的婚生子之际，签署了一纸特殊协议给许小彗。当然，是根据许小彗的要求。
当时，她拿出一张纸和笔来，要求景予飞给她一纸承诺，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会要求她交出言真的抚养权。也就是说，他要在确保正常承担言真抚养费的前提下，彻底放弃对言真的抚养权和监护权，即永远不和她争孩子。今后与孩子见不见面，孩子承认不承认他，则要待言真长大成人后，由其本人作出决定。景予飞必须遵从言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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