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原本在献帝派出使者的预想之中，匈奴人跟白波黄巾未必会欢迎他们去。
尤其是白波黄巾，在达官贵人们看来这些犯上作乱的贼子与自己等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一个存在，彼此关系没有任何缓和的可能。
相较之下，匈奴人好歹还算是比较顺从，不至于像乌桓人一样肆无忌惮的。所以出使的时候，实际上两个使者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虽说都从狼窝虎口中逃了出去，可是去匈奴的那个脸上是面露喜色，而去白波的那个脸上却没多少高兴的意思。
事情没办成倒是无所谓，就怕连小命也丢掉了。那些白波黄巾手段残忍的很，黄巾起义时官军又时常屠杀投降的乱军。
时隔多年，这些记忆本来已经渐渐的从他的脑海中淡去，可是不知道为何现在却重新浮现起来，只是紧跟着的却不是失去的记忆被记起的喜悦，反倒是越发的绝望。
万幸的是，糟糕的事情并没有如他们预想的那样发生。
献帝的使者抵达之后，无论是匈奴人还是白波黄巾都给予了热烈的响应。甚至是对二人款待了一番，美酒佳肴不断，要知道长安缺乏各种生活物资已经许久了。许多官员就连饭都快吃不饱了，何况是美酒？尤其是那个去了白波黄巾的官员，上一次喝酒还是半年前，如今沾到酒味，哪怕是比较劣等的酒，也让他们一下子之间，几乎到了天堂一样。
这也就是蜀汉还没有建立，刘禅还处于某种乳白色液体的状态，不然恐怕他们已经可以用上乐不思蜀这么一个成语了。
好在他们还没有忘记献帝的嘱托，至少还没有忘到脑后跟去。在饱饮美食美酒之后，总算是想起了自己等人身负的重任，把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其实不仅是他们，白波黄巾跟匈奴人也在奇怪他们怎么会跑来这里。
毕竟这段时间以来，汉室的地位岌岌可危，中原乱做一团，就是他们也是清楚的。
而在得到使者的叙述，了解了事情经过以后，接受封赏的他们也慷慨的派出了相当数量的兵马出来。
前者很好理解，就像之前说过的一样，贼寇一般的黄巾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象，至少不值得人为了太平道虚无缥缈的目的而付出一切。
尤其是这些年来黄巾每况愈下，除了并州的黑山贼，还有白波贼之外，偌大的神州甚至再也找不出第三个规模较大的黄巾群体来。
就算是有，也不过是刘辟之流罢了，根本不成气候。
这种情况之下，那些头脑简单的家伙也就算了，稍微有些远见卓识的人，如何能不开始思考退路？毕竟可没有人愿意一条路走到黑。
这一点上，杨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原本出身白波黄巾的他，不就是因为投奔了那时还是西凉军一员的李傕，最后加官进爵，地位比之寻常诸侯也不逊色许多。
再者杨奉就算是离开的时间长了一些，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白波黄巾的出身。
说实话，也就只有乱世，像杨奉这样贼寇出身的人才有出头之日，不然就算原来的势力如何大，接受招安之后也不复原来的逍遥自在。就如清末的大海盗张宝仔一样，张保仔原名保，别名宝，乃是清嘉庆年间大海盗。15岁那年，张随父出海捕鱼，被海盗红旗帮郑一掳去，从此上了贼船。郑一赏识他其手脚灵活，嘴巴乖巧，令跟随左右，呼做保仔。不久，收为义子，升为头目。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月十七日，郑一在一场台风中被吹落海溺死。妻子石氏，人称郑一嫂，便成为红旗帮的首领。寡妇石氏与张保母子相称，而又经常独处一屋，日久勾搭一起，结成姘头，久之红旗帮变张保仔为头领。
成了头领之后，张宝仔每遇形势不利，部属思想动摇，或决断重大事情的时候，张保仔往往借助迷信手法，先把自己的主张告诉道士，然后在“神楼船”召开大小头目会议，经过一番议论之后，由道士形式地进行求神问卜，最后将张保仔的意见当作神的意旨，使部属深信不疑，言听计从。由于行动计划的安排巧妙周密，因而取得预期效果。大小头目把张保仔奉若神明，投靠的人不断增加，势力越来越大，成为各帮派海盗的首位。经常活动于清政府势力偏远的南洋海域，所到之处经常杀掠沿海村落，抢劫来往商船货物，勒索通行费，购买大量火器船备，扩张势力。全盛时期有部属7万多人，大小船1000多艘。大船装有大炮，备有不少短刀、长矛等，小船装有旋转炮，横行于南海海域。张保仔的劫掠对象以过往的官船、洋船为主，清政府多次派兵剿灭，均遭失败，虎门协副将林国良战殁于开洲，参将林发败于阿娘鞋，总兵许廷桂丧命于桅夹门，水师提督孙传谋失利于澳口。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纵横七海的大海盗，最后却是走上了水浒传中宋江一样的道路，接受了朝廷的招降。
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月，张百龄到香山县芙蓉沙接受张保仔投诚，并授“守备’之职，戴红顶花翎。张保仔向清政府交出船270多艘，大炮1200门，刀、矛等兵器7000多件，部众16000多人，同时自己更名张宝。不久，随官兵出·海缉捕海盗，擒获蓝旗帮首领乌石二(即麦有金)，首立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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