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姬允还是改口，虽仍封白宸为冠军侯，官职却从正三品冠军将军，直落到五品散骑郎了。
虽然如此，三年从六品散官长史到五品台郎散骑，本来散官入台郎不啻于阶品上升，同时还进位一品，还是随从天子的近臣，已足算得上是平步青云了。
虽然本朝有功便封爵，天子兴起也封爵，遍地的公侯伯子男，爵位含金量委实不高。但在官职进位上，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章程。官阶等级，仕宦资历，就任资格，升迁秩序等等，莫不囊括在官资评判标准中。姬允张口便要拜一个入官三年的弱冠儿郎为将军，的确也不合规矩。
只是有人定规矩，自然也有人破规矩。
以顾桓的履历来看，十年间从五品虎贲中郎将到一品大将军，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规矩。而便是这样一个将规矩视为无物的人，有朝一日来教训他要守规矩。
气得姬允一看到顾桓那张神色如常，仿佛什么也没发生的脸，就觉得牙齿发痒。
更可气的是，这厮竟全然不觉自己越来越乖张，眼见他脸色不对，还作出莫名其妙的模样，反说他近日脾气越发大了，动辄发怒，行事暴戾，如何能够做得一个明君。
姬允一想起前两日朝会，便气得鼻孔都要冒烟了。
原是挨着京畿的一座小县城里，一名叫钱贵的家奴仗着主人家的势力，平日里打家劫舍无恶不作，这回又去占了一户娄姓人家的田产，还把人家的闺女给糟蹋了，那姑娘不堪忍受闲言秽语，投河自尽了。
那娄老汉的婆娘死得早，只留下这么一个闺女，老汉又怕别人是惦记他那几亩薄地，不肯再续弦，便只一人含辛茹苦将闺女拉扯大。本是准备着把一半田产挪给闺女做嫁妆，嫁个好人家。哪晓得遭此横祸，田产没了闺女死了。娄老汉气懵煞了，竟扛起锄头，在那人途经路上，把人堵住用麻袋套了，直接把人给打死了。
这下便了不得了。那钱贵的家人如蝇闻到血气，一起哄上来要娄老汉偿命。娄老汉如今已赤条条无牵挂，竟索性逃到京城来告大状，告那钱贵侵占田产，奸｀淫掳掠，作恶多端。
这样的状子京城尹每日不收十封也要收到八封，虽然钱贵显是咎由自取，但又实实在在是娄老汉自己杀了人。这一通恩怨纠缠下来，审起来必定拉拉杂杂揪扯不清，满眼是可预料到的麻烦。况且即便最后真判下来了，娄老汉也决计没好果子吃。
京城尹自诩良善之辈，娄老汉已经一无所有，不忍让他再遭刑狱之苦。便扔到一边，不打算管。
谁知那娄老汉被轰出府衙，犹不死心。镇日蹲守在府衙门口，京城尹一出现便围上去诉冤情。京城尹简直烦不胜烦，某日与同僚喝酒，便诉了通苦。
那同僚却是御史台的人，三年前因太过耿直，对天子出口不敬，而被贬谪地方，去年才从地方上调任回京，仍是做他的御史。京城尹原以为同僚遭此一贬，好歹该学了些教训。哪晓得同僚听后，竟是火冒三丈，还把无辜的京城尹也斥骂一通，当即便驱车回家，写了一封谏疏，隔日上朝就当场念了出来。
直言如今豪强世家纵容奴才行凶作恶，鱼肉乡里。奴才虽为恶行，豪强却为恶源。若再不整治，恐怕国之台基，都要被这些恶源给腐坏了。
本来姬允对这样难分难解的案子也没什么兴趣，但是这耿直御史说的话正好戳到了他肺管子，又好巧不巧的是，钱贵的主人有个兄长叫钱通，正好在顾桓手下做校尉。
于是这桩理不清的案子，姬允便不得不插手了。
于是天子升明堂，亲自审起这桩刁奴行凶反被杀的案子来。
这案子麻烦的还不止在行凶者复为被害者，受害者反为行凶者这样的反转。更麻烦的其实是在于，这案子牵扯到了侵占私田。
自古以来土地农桑是国之根本，本朝行的却是以精少治凡多的贵族绝对统治。自太祖立国，对功臣贵戚广行分封，一代代开枝散叶地传承下来，到如今天下土地几乎都成了贵族们的私地——不是自家传下来、后又增补的封地食邑，就是买下别人手中的私地，变作自己土地。
然后他们再把地租给底下的农庄庄主，朝廷若是收五分赋税，他们便租出七分，中间便可获取两分利润。而且拥有封地食邑的，大多又都有减免赋税的权利，如此一来更是利润可观。
而且土地承包肯定又不止这两环，庄主又租给佃户，佃户再租给农户。层层下去，落到最底层的农民身上，恐怕十分也未必能交得起这样的重税。
到姬允登基的时候，已经出现大片土地抛荒的情况，土地抛荒并非是因为土地太多种不过来，反而是因为农民租不起地，所以才无地可种。
那时姬允才登基，尚有一片壮志。曾经就这情况施行了数次垦荒政策，规定谁垦荒，土地就归谁。在这样充满诱惑力的条件下，农民们兴冲冲地扛锄去垦荒，头两年倒也颇见成效，但贵族们岂能坐视耕出肥田而不眼红。随即拿出白纸黑字的地契，就原先这片土地该归谁而扯起皮来，又或者以利以势，将新垦的土地从农户们手上又给抢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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