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和陈琳意识到这种集体成人式或许很可能会被天子作为一种固定下来的形式推广，两人对视一眼后，都是心照不宣地笑了起来，他们都算得上是御用文人，自然要为此而大书一笔，更何况他们对这种集体仪式也很感兴趣，几千人一起行冠礼宣誓的场面让人沸腾，这可比他们成年行冠礼的时候热闹多了。
冠礼之后，刘宏在长安的皇宫里接见了不少山西的世家大族，自从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山西士人和山东士人就结下了仇，尤其是当年羌人肆虐凉州，执掌政权的山东士人居然喊出了弃保凉州的话来，他登基以后扶植山西士人平衡了朝堂上的势力，这让山西的世家大族都是全面支持他，原本历史上，董卓乱政，其实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就是汉末东西矛盾之间的爆发，之后的讨董军不过是关东势力的联合而已。
帝国东西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贯穿了三百多年的历史，高祖皇帝开国的时候，定都长安，山东的家族凭借着雄厚的经济财力和文化底蕴入仕，和山西士人形成了平衡，结果开创了孝武皇帝时代的霸业，不过到光武中兴以后，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而这种权力失衡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山西地区对帝国产生了离心力，但是在刘宏的介入下，这种离心力已经被扭转。
在长安逗留的半个月里，对于那些透露出希望自己能够还都长安的世家大族，刘宏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可是那种隐晦的态度却足以让他们欢欣鼓舞了，一向以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句话在唐代关中河北地区彻底被破坏前，都是极为准确的，尤其是关西一带，作为当年战国七雄里的秦国旧地，其民风剽悍骁勇，一直都是帝国最好的兵源地区，西汉的羽林郎除了边境的良家子，就是以长安一带的关西，关中子弟为主，战斗力强劲，而山东则是六国旧地，一向以文化见长，不过纵观中国历史，文人一向都不太看得起武人，帝国的东西矛盾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可以说是山东的士族挑起的。
不过以帝国现在的政治势力而言，虽然山东士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强大，可是也是目前最强的一支地域性的政治势力，刘宏可以打压山东士人里的高门大姓，可是他没办法对付整个山东士人集团，还都长安是必然之举，不过刘宏不会那么快就去做，因为还都长安的条件并不成熟，他让杨彪他们这些幕僚团负责黄河治理工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拖延之策，至少对于急切希望能还都长安的山西士人来说，在黄河改道工程完成前，还都长安是不可能进行的，这就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布置一切，要还都长安，首先要让整个山西地区的经济提升，同时也要让中原地区过剩的资本投入到山西的建设中去，只有成为利益联合体，才能让山东势力不会反对还都之举。
刘宏不想使用暴力来迫使山东势力对他妥协，毕竟强大的中原资本也是他一直以来比较关注的，他更希望能够用利益来联结帝国的政治势力，当然如果有谁想违反他的规矩的话，那么就要做好接受制裁的准备。
对于山西士人来说，刘宏登基以后对于他们的扶植，他们也都感激在心，再加上山西地区过去因为战乱而残破不堪，建宁元年开始复兴以后，竟然成了整个帝国吏治仅次于雒阳和司隶地区的地方，经济恢复得不错。
直到九月末，刘宏才回到雒阳，随他一起的帝国军在雒阳城外的官道上受到了最盛大的欢迎，虽然一路上他所经过的郡县也都为他们准备了欢迎仪式，可是却如何比得过帝都京师。
出于提高军人地位的目的，在入城时，刘宏让这一次在大战中因伤致残的士兵来做自己的亲卫军，一起接受最先入城接受欢呼的光荣。
在敦煌，刘宏为那些阵亡的帝国军士兵修建了方尖碑，上面记述了这一场战争和那些阵亡士兵的名字，以供后人凭吊，而原本南宫的云台则迁往太庙边上，除了悬挂光武皇帝时代的二十八将以外，刘宏打算以后将战死士兵的名字刻碑放入新的云台，每年祭祀时一起祭拜这些死于沙场的阵亡士兵。
内阁省虽然认为天子每年祭祀阵亡士兵似乎过于隆重，可是这也只是件小事而已，再加上枢密院的皇甫规等人，他们最后通过了这项决议，当刘宏还在敦煌的时候，云台就迁到了太庙边上，按照刘宏的意思没有修建得太过华美，而是古朴浩大。
虽然刘宏身边的伤残士兵或断臂，或断腿，走路之时并没有身后的同袍那样齐整，可是道路两旁的百姓却没有人嘲笑他们走路时那异样的样子，敦煌城下的那场大战还有帝国军在西域的坚守，通过敦煌城内的文人名士还有雒阳前往的报社文人之笔和驿站快递，早就天下皆知，尤其是作为帝国印刷中心的雒阳，城内百姓哪个不知道帝国军个个都是汉家的好儿郎。
一路上，‘大汉万岁，帝国万岁，天子万岁。’的欢呼声始终不绝如缕，对于那些伤残的士兵来说，感触尤其大，他们中不少都是孝桓皇帝时期参军的老兵，本以为这一次大战后，领取抚恤金，回家能够分到田地，免去赋税已是天大的幸福，却没想到还能陪着天子上雒，参加凯旋仪式，更能够在回到家乡以后，在所在的折冲府继续担任军职，领取俸禄，直到他们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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