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黄旗的几个大臣勇将自以为看透了朝局，对肃亲王的突然开窍也是十分激赏。
倒是豪格究竟是真的退让把事态搞大，以争取资源和兵力上的支持，又或者是真的是被打的猪头一样，几个正黄旗的老人，哪怕就是赫舍里索尼在内，都是绝不会相信是后者。
军事上预备大打出手，政治上则是大肆招揽明朝降官，不管是东林还是阉党，齐党楚党浙党，兼容包并，反正只要肯降，一律授给官职。
十月间，还派了吴惟华在内的降官出京，巡抚山西山东等各处地方，招抚地方士绅，拉拢民心，号称减赋，以万历年间的赋税丁册来征税。
虽然清廷一直是按加征了三饷后的标准来收税，就算到康熙“盛世”也是如此。江南一带，康熙年间最富时也不能和万历年间比，一样的穷困，但清的赋税征收比起明朝更加灵活，比如西北一带就少收一些，而且有灾害就赶紧赈济，适当的时候会大规模的减免丁银，最少在黄册上是如此，加上清初的屠杀和文字狱，高压之下还用“永不加赋”来恶心人，文人也被收为鹰犬，于是在文字之上，清初一扫明朝的种种苛政，顿时就成了清平世界，太平盛世。
其实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年间，数十年间汉人的抵抗和战争没有停止过，最严重时的顺治六年到七年，户部存银才几千两，官俸也没发，全旗男丁数字从六万多降到六万以下，到处起火，处处烽烟。
就算这样，清廷还是挺了过来。
原因很多，南明太废物是一宗，八旗武力在顺治早年还有用是一宗，但清廷早年在拉拢使用汉人官绅上下的功夫，也是极重要的一个原因了。
无非是高压之下，不量才不量德，只愿降便可用，而且以往一切，都给予保留。
这样百姓再苦，官绅却不苦。
然后尊孔，开科举，比起蒙古鞑子聪明百倍，就这样，才慢慢坐稳了江山。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儿，清廷却有点坐不大稳当的意思了。
北京的谣言始终没有停过，关于满洲随时可能撤走，或是屠城，抢掠，或是明军北伐的传言，几乎隔几天就会爆发一回。
整个清朝的政府机构里就没有对付这种情形的部门，这不象明朝的锦衣卫，菜场每天什么价，茶馆里老百姓在聊什么，每天都有“打事件”的番子给报到东厂和锦衣卫，然后每天由厂卫督公们再来禀报给皇帝，所以对民间舆论情形还算掌握的住。
清朝就不行了，现在城中谣言隔几天就爆发一次，上层的满洲人都不大清楚，多尔衮听到一些，也采取过措施，不过也就仅限于此了。
尽管在北京已经几个月，八旗已经分驻内城，并且从关外迎来福临正式登基，但满清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掌握，还远没有达到预期值！
人心不附，民心自然也会影响到官心。
最近这段时间，又有一些官员南下了，理由当然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
不过，由原本的对清廷极为看好，到现在首鼠两端，心存疑虑，人心之变，一叶落而知秋，很多大事，就是体现在这些细处了。
当然，现在还是看好清廷的更多一些，不少汉人士大夫侪身于朝堂之上，愿为新朝殚精竭虑的效力，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复社曾经的主盟，江南有名的大才子周钟了。
……
……
天刚蒙蒙亮，周钟就从家里出来了。
跟着他的是贴身伺候的伴当，就在他跨马坐骑边上，一前三后，四个人簇拥着他往宫禁赶过去。
多尔衮十分勤政，每天都会召见八旗贵胃，各旗的额真章京也是随时召见，部院大臣，汉大臣，都随时可能叫进去咨询事情。
至于大型朝会，十来天前刚举行过登基大典，朝野间都是闹了一个人仰马翻，各人都疲惫了，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召集大型的集会。
以周钟兵科给事中的职份，再加上汉人的身份，原本是没资格见摄政王的，有什么事，禀报给本部堂官，或是由堂官代奏。
清代明以后，对明朝的旧制多半接受，但有几个明显的变化。
一个是总督和巡抚的兵权加重，治权加重，官衔变化也是十分的明显。明朝巡抚如果不是要紧地方或是宣力有年的，一般才是从四品的官职，不要说和布政使比，就是布政使司的左右参议也是比巡抚官职高。
这样巡抚虽然是权力大，但官职不高，也算是明朝对地方行政分省力量的一种压制吧。
清朝的巡抚却是在品级上提高不少，总督更是直接加兵部尚书，职权比起明之总督，看似不能加什么节制五省，七省的头衔，但实际权力，却大为增加。
地方制度改变还有明显的一宗，便是裁撤巡按。
清对明的巡按制度不感兴趣，其中颇有深意，顺治年间曾经恢复过巡按制度，不过没有多久就又废除了。
巡按制度被废，意味着地方监察在形式上也被取消了，不过这只是对应地方官制，在中央来说，清初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给事中制度的消亡。
明之党争，很大程度就是体现在御史和给事中这两个职位上了。
秉持国政的大佬们都会养自己的门生故旧，其中一定要笼络一批御史，这些人就是走狗打手，指谁打谁，党争之起，都察院的御史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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