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有一首曲子，名叫潼关怀古，它是这么写的：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西汉初年项羽入关火烧阿房宫，让杜牧留下了一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铺天盖地的大火据说燃了有3个月，而伦敦大火仅仅只燃了三天。
这或许是因为古代的建筑多是以木结构为主，因此特别要注意防火。然而就算能防住人为纵火，也防不住天雷引起的火灾。
如果是劈在普通的民房上面也就算了，如果是劈在了大殿上，那就很容易被当成“不祥之兆”，甚至连皇帝都会被吓得寝食难安。
然而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前避雷针并没有被发明，这并不代表着束手无策，在古老的建筑物顶端往往有一种名叫“吻”突出来的部件，当雨水足够大的时候会变成一条直线，如此一来“吻”就能和水流一起组成类似避雷针的装置了。
但是当雨量不够，水流就无法形成导电的直线，也就无法形成“避雷针”了，这时天雷还是会引燃建筑物。
拿破仑重修杜伊勒里宫的时候用的是木料，也正是因为用的是木头，才会那么短时间内就将被破坏严重的宫殿重新修好。这也导致了1870年时，它很容易变成“火炬”，除了外立面外一切都被烧了个精光。
21世纪杜伊勒里宫已经不存在了，而她却是在那里遇到他的。
那一天卢浮宫的广场上起了很浓的雾，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寒冷的雾月，而他们实际还在炎热的夏天。
佛偈有云：一切皆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闪电。
所见、所闻、所感好似真实，可是一睁眼，却如朝露般消失无踪。
“幻”即像是魔术，又像是幻觉，当人们明白这是舞台表演的时候会想办法去破解魔术师的诡计，可要是换一个场景可就不一定了。
在乾隆时期的人看来，“鬼”是没有根基的游魂，有家庭的人会在死后，每逢清明或盂兰盆节定期祭祀，而“孤魂野鬼”是没有人去祭祀的，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家庭和社会关系，去世也无家可归。
他们活着，却也像是死人，这种恐惧感让有家庭的人将这些流浪者和“鬼”直接产生了关联。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宗法”是很严苛的，不守妇道的女性会被沉塘浸猪笼，所以用私刑处死一两个道士、和尚根本就不算什么事。
而那些工匠则往往是被叫去修房子、修桥铺路的，当时的人们认为修桥铺路是件积德行善的事。但是有人会诬告，石匠在打石头的时候把某某人的名字和生日刻上去了，这样那个人就会被万人踩踏，很快就会生病甚至死亡。
诬告对那人有什么好处呢？这怎么晓得，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辫子的问题。满族与汉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发型，汉人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剃发是对父母和祖先的亵渎。
一开始满清的统治者还打算用儒家道德理念教育百姓“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异违？”
但是汉族子民不为所动，于是就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
这“叫魂”案里人们认为剪去人的发辫就可以害人，民间“反清复明”的人很多，于是这个流言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到了动摇满清根基的地步。
戏台子上“才子佳人”咿咿呀呀得唱，戏台子下面是提着鸟笼，翘着二郎腿听戏的八旗子弟。英国和法国已经在研究电报了，他们还在想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明皇怎么用八百里加急将荔枝送到杨玉环的手里。
“神听和平”？日后可以试试怎么和北洋军阀解释，看他们听不听得进去。
相比起西方那种大张旗鼓，搞宗教审判所式的“猎巫”，满清的官员用的是欺上瞒下的办法，上头皇帝假装自己不知道，下面老百姓完全不知道那些被官差抓走的是些什么人。
以前雍正还是雍亲王的时候住在宫外面，每逢夏天知了就会不要命似得叫，吵着他看书，于是他就设立了一个“粘杆处”，在竹竿上沾上糯米，将那些知了给抓走。
后来这个粘杆处有了个别名，叫血滴子，雍正死后这江山和“粘杆处”一起传到了他儿子乾隆的手里，传说凡是在民间传说活着的散布流言的一律杀无赦。
于是这场如果在西方可能掀起不知道多大波澜的恐慌就这么悄无声息得被镇压了，至于英国人是怎么知道的，“洋和尚”又不是和尚和道士，他们不属于被猎捕的范围内。
还有喇嘛，和尚道士都被抓得抓、逃得逃、死得死，留下了很大的“真空地带”，不过江南人不信他们，他们更愿意相信“洋和尚”，不论爱新觉罗家族如何推广喇嘛都没用。
李世民父子其实也不是纯正的汉人，可是他们姓李，于是认了老子李耳当祖宗。
武则天当女皇的时候也派过狄仁杰去江南处理“淫祠”，当时也整得声势浩大，却同样没有出现什么波澜。
一方面是狄仁杰的能力，诸如大禹的庙他是不会动的，二是因为有道官，这些都是拿着朝廷俸禄的道士，不论和佛教是什么关系，“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不会出现和法兰西共和国这种一边拿着国家给的薪水，一边还在纠结效忠谁的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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