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安娜看得出来，波拿巴院士觉得有点扫兴。
人们忙着听“东方”的话题，对于台上精心准备的节目都不那么专心了。
但他也是个爱听故事的人，所以也没有觉得很生气，还是侧耳倾听着。
乾隆很喜欢江南，以至于他将江南的精英文化的一部分搬到了承德避暑山庄，让这个满族人的夏都有了精巧与雅致。
那一年的7月酷暑笼罩着北京城，然而到承德不仅仅只是为了躲避着炎热的天气，皇帝还要将满洲贵族们带回自己的旧日家园，让他们重上战马，像以前在关外一样狩猎操练。
满人堕落的速度和他们汉化的速度一样快，皇帝本人即为江南所吸引，又排斥江南的颓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官吏和豪绅互相勾结，恣意妄为，侵占盐民的权益只是很小一部分，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不是极端情况是不会让一些“小事”搅了皇帝的心情。
可是就在避暑山庄里的人准备着狩猎，乾隆本人观看仿照布达拉宫修建的新宫殿时，密折绕过了北京的军机处，直接放在了位于承德的皇帝的桌上。
爱新觉罗弘历的品味有独到的地方，他的父亲雍正更偏雅致，只要你看习惯了他的那种配色方式……那些姹紫嫣红的文房四宝还是很好看的。
满清的皇帝不害怕妖术，他们信奉的是喇嘛，对于汉传佛教和道教其实都不是很了解，而且比起这些他们更害怕天花，康熙以前都出过。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巫术一点忌惮都没有，尤其是“祸福”，它是被写进了清律里的。
换个说法就是预言，汉人很喜欢搞这些，什么“大楚兴，陈胜王”，这种“妖言”必须禁止。
讖纬之学自先秦就有了，是一种对未来的政治预言，讖是方士的隐语，纬是其解释。相比起佛门，道门掌握这一门的更多。
在十八世纪文人写的志怪小说里，道士是装神弄鬼谋财害命的，和尚则是虚伪、不道德，和几个已婚妇女有不正当关系，这在欧洲也是人们对教士们发动攻击时涉及的一个主题。
可是这一次谋财害命的不是道士了，变成了和尚，一开始乾隆压根就不在意这件事。但就像破窗效应一样，各州、县，各种各样的妖术谣言雪片般蜂拥而至，整个八月全是这些消息，地域从南到北，好像全国人民都开始“猎巫”了。
2000年了，这是头一次，以前方仙派流行的时候汉武帝将这些“仙人”当成上宾，还嫁了个公主，轮到这儿“改革”了。
以前黄巾起义那也是有张角之类的领头人物，这一次没有，完全是乌合之众瞎猜，老娘们看着有两个和尚在村外的关帝庙住着，觉得他们可能要害人，跟官府举报了，然后官府就真派人去把人给抓了。
二话不说先来一顿夹棍，那东西能把人的踝骨夹断，不想挨皮肉之苦就只好速速招供了。
没天理？这很正常，满族贵族压迫包衣奴才，包衣压迫普通汉人，有家的欺负没有家的，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和尚和乞丐是最穷苦，也是最没有自保能力的人，他们没有有权势的亲属支持。而且游方道士、和尚都是独自一人或者是极少数几个人，不像乞丐那么成群结队。
一个体面的社会在什么方面最容易被攻击？
乞丐，而且还是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乞丐，体面人总免不了红白喜事，这些乞丐朝着富贵人家，骑着白马、走在花轿前的新郎作揖说好话，给红包就会散场，不给这些人就会冲进办婚宴的人酒席中，好坏也能混到一口酒肉吃。
世界上所有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那些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人的攻击。
同样那些没有任何东西的人，也会容易成为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攻击的对象。
于是这就成了一种竞赛，看谁先把谁给告了。比如有人有个债主，他不想还钱，就诬告债主用了“叫魂”巫术，等债主死了他就不用还钱了。
债主不会坐以待毙，他会说是某某乞丐或和尚干的。将乞丐和和尚当成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共谋。弘历相信和尚是主谋，他们更可能会这种妖术，而乞丐则是跑腿的。
冤冤相报何时了。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这些话留着说给阎王爷听吧，对了，阎王爷就是中国的死神。
衍生到后来，“叫魂”成了民间一种骂人的方式。
有个叫艾伦·麦克法兰的传教士将这一现象和英格兰都泽王朝时期的巫术进行了对比，发现妖术和巫术不一样，并不仰赖于天生内在的力量，而是一种魔法技巧，任何人都可以学会，也因此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宗法”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纽带会排除掉内部的嫌疑人，于是漂泊的流浪者成了怀疑对象，就跟流浪狗似的被随意捕杀。
一直到乾隆查清了事情的根源，丝绸之乡德清有两个和尚庙，一个叫慈仁寺，一个叫观音殿，一个变很旺，一个不怎么好，于是有个和尚放出流言，通往香火旺的寺庙的路被人下了咒，踩上去的人会死。
本来这个故事有很多漏洞，可是人民却发挥了想象力，将这个故事给补全了，于是“叫魂”妖术就变得“确有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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