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镇监军刘景耀是个严厉的人，不苟言笑，性格刚正。他早年曾在嵩阳书院求学，这书院因宋代二程（程颢、程颐）而闻名天下，而当时在程门立雪的杨时，学成之后回到无`锡讲学，所处之地，便是后来的东林书院。所以严格来说，杨时才是东林书院的真正创立者，而其后的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他讲学故地再建书院讲授《四书》，乃有东林一党。
自天启二年为大城县知县以来，刘景耀便一直在北直隶附近打转儿，崇祯六年升任永平兵备道之后，没少与东虏建奴打交道。他性子刚直，眼里容不得沙子，上任以来整顿军备，屡与建奴交战，善用火器，曾在七家岭以三千众退数倍于己的敌人。
对于建虏入关，而京师左右诸军竟然无敢与之交战者，刘景耀是非常愤怒的。永平镇兵力微少，而且又扼边关，他不敢擅自离境，以免门户洞开，让更多建虏乘机入关，否则一定提兵入京了。
因此，当得知一个叫“章篪”的幕客求见时，他第一个念头便是不见。
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应付这些打秋风的人！
“兵道还是见见他吧，此人为安庐巡抚史可法之幕僚，学生听说史可法今年能守住安庐，仰赖他不少。此时建虏入关，他突然跑到北边来，或许别有隐情。”
章篪并不认识刘景耀，不过与刘景耀的一个幕僚能拐弯抹角拉上关系，因此先是托人送了封信给那幕僚。为了保密起见，章篪并没有将自己的来意完全说明，只是说奉命求见。那幕僚也知道章篪在史可法身边为幕的事情，因此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
“让他进来。”刘景耀下令道。
不一会儿，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了进来，恭敬地向他行了礼。刘景耀看着这个男子，身材并不高大，稍有些瘦，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他并不知道这是因为昼夜奔波骑马而来的缘故，心里因为这个原因，对章篪有些不满，便开口道：“如今正多事之秋，本官需监一镇兵马，军务冗忙，章先生来我处有何贵干？”
话说得很不客气，连最起码的寒喧都没有。章篪拱手道：“正为此事而来，请兵道屏退左右。”
刘景耀闻言一惊，看了看周围，那些仆役下人知道他的意思，都退了下去，唯有几名亲兵和幕客还在。
章篪又拱了拱手，然后蹲下身去，掏出柄匕首割开了靴底：“奉命为人送信，还请刘公一阅。”
有兵士接过信递到了刘景耀手中，信上沾着脚臭味，这让刘景耀更是不悦。他“哼”了一声：“我听闻史道邻为人方正，怎么行这鬼祟之事，这信你拿回去，我不看！”
章篪虽然为幕多年，却并不擅言辞，俞国振也是手中实在没有可用的人，才只能派他来。若是随便派一个家卫来，只怕连见着刘景耀都困难。听得他这话，章篪知道他是谨慎，当下道：“学生已经辞了史公幕僚，如今正游历京师，遣学生送信的，是俞国振俞公子。”
“俞国振？那是何人……咦，莫非便是擒高迎祥的俞国振？”
虽然俞国振自己不欲扬名，但擒获高迎祥这样的大功劳，他再去遮掩就是欲盖弥张了。所以熟悉军务的刘景耀也听过他的名字，因为最近的邸报上，俞国振出现的频率可不少。
“正是俞公子，陛下因擒高迎祥之功召见他，故此他也在京师。适逢建虏作乱，他心中不愤，率家丁与京畿义勇与虏交战，此前西直门外杀叛贼巢丕昌者，便为其所领义勇。”
京师虽然震动，但建虏并未围城，因此内外消息还很畅通，刘景耀当然知道巢丕昌之事。听得这里，他微微动容：“难得义士，忠君爱国，此信容我一观。”
见他开始看信，章篪心里微微松了口气，总算没有被一见面就赶走。不过想到刘景耀说俞国振“忠君爱国”，章篪心里有些好笑。俞国振所作所为，确实给人一种忠君爱国的看法，但章篪观察他久了，最近几个月更是跟在身边，渐渐觉得，在俞国振忠君爱国的表象之下，似乎还隐藏着别的东西。
这东西或许与爱国有关，因为俞国振的所有选择，都是为了斯国斯民。但绝对与忠君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在国内与流寇、鞑虏交战，还是在国外开疆拓土，俞国振的直接目的，始终是壮大自己的实力。让崇祯觉得他忠心，只是这个目的的附带效果。
俞国振的信件很短，只是说明自己手中兵力有限，无法对大局产生影响，因此必须攻敌薄弱。此前俘虏的口供说，建虏在长城之外有人接应，请求刘景耀相助。
刘景耀看完之后苦笑着放下信。
“俞公子所言之事，我已明白，但无朝廷之令，我无法遣大军出长城。”他叹息道：“此事……”
“俞公子知道刘公苦衷，他只请刘公二事，一是借刘公斥侯侦看虏踪，二是请刘公与冷口守将相商，在得知虏踪后悄悄安排俞公子所部出长城。”章篪道：“其中干系，还请刘公相助。”
俞国振手中其实还有曹化淳的书信，如果需要，他还可以通过曹化淳弄到现在总监诸军的大太监高起潜的手令，但章篪打听过，这位刘景耀对太监极是反感，拿曹化淳的书信和高起潜的手令与他，只怕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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