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随着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张敏等人逐渐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他们养不活这个孩子。
张敏是一个普通的宦官，并非司礼监，而他的同事和那些知情的宫女们都只是这座金碧辉煌的后宫中的最底层，没有额外的收入，除了自己花销外，每月根本剩不下什么钱，虽然这个孩子不用上托儿所，也不用交什么择所费，更不用上那些各种各样的辅导班，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无法承担养育他的费用。
对于这个问题，纪姑娘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她只是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也没有额外收入，养不起自己的孩子。
大家都养不起，难道要拿去送给万贵妃？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另一个人说话了。
“那就交给我来养吧。”
讲这句话的正是前任皇后吴小姐。
这之后的五年，纪姑娘的这个孩子一直在宫中生活，虽然他不能出去玩，但在她母亲、吴阿姨、张叔叔以及无数叫不出名字的内监宫女的照料下，他一直幸福地成长着——至少比他的父亲幸福。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孩子一天天地长大，而这些生活在后宫最底层的人们却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成化六年到成化十一年（1475），整整五年时间，紧密森严的后宫中多了一个孩子，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宦官、宫女、妃嫔们都知道，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守住了这个秘密。
只有一个人不知道——万贵妃。
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时，宪宗叹息说：“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宪宗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才说出了真情。宪宗皇帝听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宪宗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已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不禁泪流满面，感慨万千。当天召集众臣，说出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但随之纪氏却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纪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的迫害有直接关系。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
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病死，宪宗也因悲伤过度于八月去世。皇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然而宪宗留给18岁太子朱佑樘的，是一个朝政紊乱，国力凋敝的江山。在这个上天有意安排的千疮百孔的舞台上，孝宗皇帝用自己的宽容与勤奋力挽狂澜，让明朝得到了中兴。由于幼年生活的坎坷，孝宗一直身弱多病。但孝宗却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qun臣咨询治国之道。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朱祐樘提倡直言进谏，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孝宗皇帝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统治后期由于孝宗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希望通过佛道之术能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一些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再次祸乱朝政。宦官李广就是其中之一，深得孝宗的宠信。后来李广畏罪自杀，孝宗以为李广家中有天书，命人搜寻，却搜出了李广贪污、受贿的账本，孝宗这才醒悟。李广事件唤醒了那个沉睡多年的励精图治的孝宗皇帝，他开始了生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勤政时期。朱祐樘开始不断反思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重新远佞臣而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大力整顿朝纲，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公元1505年，即大明弘治18年，一代英主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得年仅36岁。他在弥留之际召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入乾清宫接受顾命，命传位于皇太子朱厚燳，并叮嘱诸卿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还小，又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最后给太子朱厚燳的最后嘱咐是“任用贤臣”。他的治国思路是很开放的，他不拘泥守旧，敢于否定前任的政策，即他的父亲明宪宗的既定政策，大胆拨乱反正。由于明成化时期，宪宗皇帝宠信佛道，致使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朱祐樘诏令朝中不可崇佛信道，将前朝的法王、国师、真人、国子等封号一律革除，处死曾经妖僧继晓，使文武百官相庆。在人事安排上，朱祐樘完全来了一次大换血，他对前朝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及奸佞小人如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的弟弟万喜等人，毫不手软地做了处理，将内阁首辅万安罢官，将梁芳下狱，将李孜省流放，同时，罢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但他并没有大开杀戒，史家对他的此举多有称颂文。重用贤良朱祐樘勤谨一生，处处以人为本。他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壁墙上，平时熟记，做到心中有数，意在掌握官员动态，不受蒙蔽。他每天上朝听政，除早朝外，还恢复早已废弃的晚朝制度，他常披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允许太监代批奏章。有一天，仁寿宫起火，人慌马乱的救火，忙了一夜，朱祐樘没合一会眼，因此他没去上朝，就特地派人到朝堂向众大臣说明原因，向众臣请假。在用人准则上，朱祐樘遵从唯贤唯德，大量重用贤才之士，这样，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太平盛世局面。他制定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提拔选调官员主要以政绩为主。待臣宽厚待臣下很宽厚，能推心置腹，从未鞭打过大臣，因此，君臣之间亲密无间，形同一家人。对臣下宽厚平和，京官夜返家中时，必派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确属相当不易了。这样，一大批以廉洁、勤奋、有事业心、以国为家的贤臣得以有机会施展才干，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良臣大集合。朱祐樘还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每天的早晚朝之外，还每天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称为“平台召见”的朝参新方式。严管宦官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废除苛法朱祐樘更正律制，对刑罚运用十分慎重。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在位时期官员任用官吏内阁刘吉、徐溥、刘健、丘濬、李东阳、谢迁。文臣吏部尚书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马文升，户部尚书周洪谟、韩文、周经、佀钟、叶淇，礼部尚书傅瀚、徐琼、张升，兵部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白昂、彭韶、何乔新，工部尚书徐贯、刘璋、曾鉴，两都御史史琳、戴珊、李蕙、王宗彝，宦官何鼎、蒋琮、李广。轻徭薄赋朱祐樘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朱祐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兴修水利。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ròu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年间，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户，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达**户，人口数则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口。弘治中兴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孝宗开始坚持日讲，同时，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孝宗勤政图治的做法，与他父亲的怠于朝政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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