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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天子和朝廷需要北疆，需要北疆的武力，需要北疆的武力来保障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但随着朝廷的财赋越来越多，随着朝廷大军收复的州郡越来越多，随着涌进朝堂的各地士族官僚越来越多，随着新政的逐步完善和改进，北疆武力的地位渐渐降低，北疆官僚的作用渐渐减小，北疆武人和士人的利益渐渐受到损害，但这是一种必然，一种发展的必然。
大汉需要北疆，朝廷需要北疆，但北疆仅仅是大汉的一部分，不是大汉的全部，北疆仅仅是大汉中兴的开始，不是大汉中兴的结束。大汉中兴，需要动用整个社稷的力量，仅靠北疆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北疆也没有推动整个中兴大业持续发展的巨大力量。
我们承认，中兴大业是从北疆开始的，新政也是从北疆开始的，但中兴大业在不断地发展，新政也需要根据中兴大业的发展不断地做出调整和修改，朝廷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如果让北疆人长时间的持续的把持朝政，新政的发展必然受到极大限制，甚至还会朝着不利于大汉中兴的方向发展，中兴大业有可能遭受无法估量的打击和破坏。
任何权柄的使用都要受到制约，去年年底青兖两州圈地炒地之事就是北疆人的权柄失去制约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如果不是大将军果断出手，中原大战的战果可能在旦夕之间丧失殆尽。同样，今年我们需要关、洛士人帮助朝廷稳定关中，但我们遇到了很大阻力，原因就是因为北疆人牢牢控制了权柄，他们利用各种办法排斥和打击北疆以外的士人，让他们很难有机会为朝廷出力。
北疆人在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上也有严重问题。北疆人首先考虑的是边郡的稳定，是大漠的稳定，所以朝廷的很多财赋都用在了边郡的治理上，对胡族的政策也倾斜得非常过分。北疆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支撑下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贾的帮助，所以北疆人对营商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兴趣，给予商贾的待遇很高，很多商贾不但成为士族，还入朝为官。当然了，这和他们尊崇大儒王符的《潜伏论》有很大关系，认为营商可以增加财赋收入，但营商获利便捷，收益大，人皆向往，对农耕和财赋会产生很大影响，时间久了，对社稷的危害显而易见。
北疆人中很多出身黄巾军，他们对土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挚爱和恐惧，他们想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土地，但又担心每一个人会失去土地，所以对新田制的推广非常狂热，实施起来的时候一丝不苟，近乎苛刻，不愿意做任何变通。其实任何一种制度要想成功，都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北疆很成功的办法，照搬到中原未必成功，但北疆人在这一点上的做法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他们遇到阻力的时候不是及时做出调整，而是利用严刑酷法予以镇压，手段极为血腥。很多矛盾和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
今年，赵岐老大人突然提出定都长安，而北疆人几乎无一例外鼎力支持。定都何处，关系汉祚命运，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但北疆人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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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攸说了很多，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北疆人的权柄要受到制约，如果增兵，北疆人权势更大，将来无法控制，中兴大业可能失败，大汉可能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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