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沙被他的施舍口吻打掉了自信，本应该理直气壮说出的话变成了低头嗫嚅：“那个德国上等兵该死，如果那人不死，我们都得死。敌后作战需要绝对忠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说他是反战人士，是德共.党员的儿子，他还……”米沙还想说什么但想不起来了，使劲拍着头。
“退下，下一个。”法官不耐烦了，一脸轻薄地发出了驱逐令。米沙站着没动，还在抓耳挠腮地使劲想着。
“别像一块烂木头杵在那，退下”。少尉的声音如雷贯耳，一些人不堪轰炸，捂上了耳朵。法警把米沙拉下证人席，临出门他记起来了，手扒着门喊叫：“他还骂了元首，说希特勒是混蛋，好多人都听到了，法庭可以调查……”最后两句是在门外走廊里喊出来的。
下一块烂木头是劫后余生的德军战俘：一名年纪轻轻却头上半秃的上尉连长，他感激地盯了眼被告，说：“我的脑袋告诉我，做人要有良知，这是德国军人道德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站在被告席上的这个俄国人……”
“卡尔梅克人。”法官纠正。上尉连长不在乎俄国人和卡尔梅在克人的缩微差别，继续动情地诉说：“如果没有这个俄国人，我的脑袋就不在了。我从没说过这件屈辱的事，但是今天我要说，那怕别人取笑我也要说出来：我的这颗脑袋曾经被迫钻了无数次苏联女兵的裆下——在一个蓄意复仇的犹太女兵的胁迫下。如果你不这样做，她就会一脚把你踢进冰窟窿里，我看到至少有四个士兵死在她的脚下。”
“绞死这个犹太猪。”下面群情激愤，法官拿起锤子，仍制止不住听众的义愤。
“她全家被德国特别行动队处理了。”上尉微微激动：“她是该绞死，最后也被我们清算，但不是依靠这个法庭，也不是依靠在座各位的义愤填膺，而是靠眼前的这个俄国人才得到实现。你们知道战俘们怎么称呼他吗？德军战俘的牧羊狗、保护神。”
卡尔梅克人一脸感激地望着他。
冉妮亚粉墨登场了，上来先向元首像敬礼，敬完礼才发现墙上是列宁像，她错愕的表情让李德看得心痒痒，尽管昨夜两人同枕共眠。
法官高举起一张纸，故意大声念叨：“冉尼亚——这不是德国人的名字——陆军总部东方外军处中尉军官，以前是苏联工农红军格鲁乌军官，再往前是拉脱维亚总参情报官，年纪不大，阅历挺丰富的啊。”他把纸夸张地放到桌面上，露出开庭以来第一次笑——原来他也会笑的。
台下一个声音高喊：“是谁把这个女特务调到陆军总部的？应该向元首告状，岂有此理。”
鲍曼与赫普纳用手悟嘴哧哧笑着，斜睨着元首，李德面无表情地正襟端坐。
公诉人一双小眼睛骨碌碌打量着她，一张口就显示出他调查的细致：“作为突击队的前教官，你怎么评价一次行动中高达76%的战损率？那些阵亡者是你辛辛苦苦训练的，你对此有何评价？你认为卡尔梅克人在保护战俘方面还有什么指责的地方？比如说，让战俘充当人墙？”这是明显的诱导，可法官与法庭指定的律师此时玩忽职守了。
冉妮亚回答：“有，他有很多让人指责的地方。”
冉妮亚的出现，像寒冬里的一缕春风，昏昏欲睡的法庭出现生机，此言一出，更让法庭一下子热闹起来，上校审判官不再一脸鄙薄，可以用亲切表示。他眯缝着眼睛，手往上抬了抬，示意她说下去。书记员做好了奋笔疾书的架势，公诉人一脸期待地坐直了身子。卡尔梅克人若有所思地期待着。
“他唯一错误是对德国的忠诚。”她有意迈着苏式操练步伐，昂首挺胸地退出。
狗蛋怯生生地上场了，边走连念叨：“哎呀妈呀，我狗蛋也能上场子，上辈子积德了嘿。”
狗蛋站在证人席上，滑稽地向包括被告的所有人鞠躬，不小心脑袋碰到围栏上，砰地一声后荡着金属的颤音，惹得满堂大笑。他悟着头骂开了：“瘪犊子玩意儿才好给他安个王八操的名声呢，我觉得那哈，满天下欠整的人越来越球多了，什么玩儿，小样儿。”
他指着卡尔梅克人继续控诉：“他满脑袋的高粱花子，领着我们把脑袋掖进裤腰里干，整得哈事呢？最后操鸡.巴玩儿，整了个公公背儿媳——吃力不球讨好。”
对明目张胆的谩骂法庭能容忍，皆因没人能听懂他的话，被他指手画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法庭本来有好几种语言的翻译，可那个来自南京西门子公司的德国人只能连猜带蒙几句江浙活，还以为狗蛋说的是日本话呢。
一阵小小的骚动，法警报告说，有一个不适宜做证人的非要作证。法官微微皱眉，十分勉强地点头同意。
格鲁勃斯站在证人席旁边： “我只说一个字，一个字。”看到大家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他身边了，他脸上挂着类似刚打完架的蛮横，吐出一个字：“球！”在法警采取措施前，趾高气扬地下去了。
“潘格尔德上校到。”法警喊叫。一名壮实的军官站到了证人席上，正是第4坦克集团军的情报处长，即与卡尔梅克人联手考验突击队员、枪毙了不坚定分子的始作俑者，他对法官很不客气，指着审判官大声咆哮：“我为这个法庭感到悲哀。他在没有充分采证的情况下，就凭着一些偏见和不完整的所谓证据，主持了这个审判闹剧，从中可以看出帝国军事法庭的业绩——对惩罚叛国者的行为组织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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