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妮亚汇报时，戈培尔的夫人玛格达对元首的女友爱娃窃窃私语：“听我的大儿子哈罗德说，这女的不错，是元首的左臂右膀，元首一刻也离不她。”
爱娃恼怒地睇了她一眼，道：“看你把她夸的。这个女的不知道依靠什么本事，连你的哈罗德也被她俘虏了。”
玛格达转喜为嗔：“你这人怎么这样说？哈罗德是晚辈，再说，我决不会让我的儿子找个野蛮的东方人的。”
“这还差不多。我以为你连香风和毒气都分不开呢。”爱娃连棍带棒。
冉妮亚把厚厚的材料放在面前，神情庄重地说：“我这次下去后勘查了挖掘现场，提取了物证，传唤了二十七名证人，包括当地林业工人、铁路工人、前克格勃军官，特别是两名参与屠杀的军官。回来时我还在波兰克拉科夫停留并招见了几名见证人。总之，我的材料是翔实的。”
随着冉妮亚.情节的展开，两位帝国第一夫人很快停止了斗嘴，张大嘴巴静静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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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7日，波兰东部布格河上的一座铁桥上，成群结队的难民自西向东而来，远远看到在桥的那一边涌来逃难的人群。
这边的人喊道：“德国人在我们的后边呢，赶快跑吧。”那边的人也边跑边喊：“回去吧，俄国人，今天早上俄国人打过来了，他们就在我们的后面。”
前面是虎，后边是狼，可怜的波兰人连跑都没处跑了，只得静等入侵者的发落。这条波兰腹地的河如今成了德苏两军的界河，河西是德占区，河东是苏军控制区。
这天，有一个妇女来到河东岸。这位坚强的波兰妇女要去寻找丈夫。
教堂前面的空地上躺满了伤员，为数不多的战地医生尽管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仍然应付不了如此多的伤兵。一些伤员正在走向死亡。神父成了最忙碌的人，他把十字架伸向濒危者的嘴唇，口中念念有词：“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保佑你们到天堂。”
这位妇人在教堂旁边打听到丈夫在不远处的车站，借了辆自行车飞也似在来到那里。还好，她与丈夫见上了最后的一面。
车站前的小广场上聚集着上千名波军战俘。这些战俘从早上一直在这里等待，一些人已经不耐烦了，叫喊着：“走也不让走，家也不让回，你们什么意思嘛。”
看押他们的是戴蓝色军帽的苏联内务部队，他们早习惯了这些反动的波兰军人的喧嚣，对他们的嚷嚷只当放屁，连头都懒得转。
这些波兰军官们愤懑而又无可奈何地目睹了他们的红白红三色国旗，在富有创造力的苏军士兵手里派上了新用场：一个苏联士兵扯下波兰国旗撕开，红色部分挂在门上当做红旗，白色部分权当做擦靴布。
谜底揭晓，两辆车在小广场前面的苏军指挥部门口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两个个子高挑的德军军官，一个红领章上缀着两颗星块的胖子苏军军官迎上前去敬礼：“苏联内务部部队第一中尉科兹洛夫向德军代表致敬。”
穿着绿色皮夹克风衣、斜背着一条武装带、帽子上箍着风镜的德军军官微笑着与对方握手：“最近怎么样，同志？”
浑身挂满皮带的苏军军官领着客人来到一张桌子上指点着地图：“这些波兰军官分三辆车运回苏联关押。第一车送到斯摩棱斯克，第二车送到别尔哥罗德，第三车送到哈尔科夫。”
从此刻起，决定了这些波兰军官的命运。他们被赶上拉牲畜的闷罐车，每一节车厢顶上站着一名持长枪的苏军士兵。车轮伴随着大喇叭不厌其烦的叫喊声：“波兰公民们，苏联红军是来解放你们的，是波兰人唯一的朋友，任何反抗都是无谓的。”
几天后，波兰战俘们被关押在苏联科泽利斯克战俘营里。这个由教堂改造的战俘营里，战俘们像睡在鸽子笼一样，睡在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六层木头床里。
1939年圣诞之夜，天上飘浮着雪花，看守的苏军士兵冒着雪巡逻，与教堂的洋葱顶和十字架形成了非常不和谐的对照。
守候在门口的一个波兰军官匆匆忙忙回到教堂，向单间里的斯莫拉文斯基将军报告：已经可以看到第一颗星星了。
将军缓缓走出来，对聚集在他周围的军官们深情地讲话：
“先生们，我毫不怀疑一年后，我们会面带微笑，回忆起现在的这段时光。胜不骄败不馁是军人之道。我们虽然当了俘虏，但我们的精神不能垮掉，因为你们不光是军人，在从军以前还是画家、律师、教师、工程师等等。所以你们要忍耐，以便成为国家的精英人物。我坚信，一个自由的波兰会重现在欧洲的版图上。我还相信，我们会与家人团聚的。”
将军看了眼戴着四角帽、戴着贝雷帽、戴着船形帽、戴着便帽的军官们，吟唱起来：“主降生于世，赐福于我们。欲望的火焰渐渐熄灭。江山如画，虽被抛弃；肉身虽朽，但我主尚存，与吾永存……”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圣诞之夜，将军还在激励手下为建设新波兰做好准备，还在期待着回家与亲人们团聚。他们怎么能想到几个月后，将在卡廷森林里找到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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