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可谓是志得意满。即位一年来，崇祯皇帝已经完全地掌管了大权，在文人的吹捧下，也已经有了一个“圣君”的称号。而在朝堂上的事务，无非就是扫清那些还残留在朝堂上的魏忠贤一党余孽的事情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那个薛濂在京营中的死对头——丰城侯李承祚，因为其在崇祯皇帝刚即位时，不识时务地向魏忠贤提出：让魏忠贤掌管大权，把崇祯皇帝完全架空的主意。现在的他就被崇祯皇帝秋后算帐了。
李承祚被崇祯皇帝夺去了爵位，戍边流放，并且在崇祯二年被抓回京城砍了头。而相对来说，现在被软禁的薛濂反而得到了最好的下场。
而明朝境内的局势，也一片平静。奢安之乱在女总兵秦良玉几次大胜的打击下，也形不成什么气候了。河南的造反也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平息。
陕北那边虽然有些星星点点的农民动乱消息，但是，从陕西地方官上呈的奏折上来看，也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估计也会很快得到平息。
而平台召见以后，崇祯皇帝为了满足袁崇焕的“五年平辽”的承诺，从户部挤出了大批钱粮送到了辽东。而辽东的局面，在袁崇焕上任以后，确实也平静了下来。
这种情况倒也不是崇祯皇帝只从袁崇焕上呈的奏章上得知的，在辽东的其他官员和监军上呈的奏章上都反应：自从进入秋季以后，建奴的骚扰性进攻的次数大为减少，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得到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崇祯皇帝不禁为自己用了袁崇焕为督师的英明举动而有些得意，在崇祯皇帝的看法里：辽东的局面已经大为好转，只要有了自己的支持，袁崇焕一定会达到平辽的目的的。
因此，在这些天来，崇祯皇帝显得十分地轻松。而由于皇上地轻松，整个朝堂也显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可是，崇祯皇帝和朝堂上的诸多大臣都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而陕西农民造反和后金建奴军队，这两个以后会成为崇祯皇帝恶梦的对象，在崇祯元年的秋季和冬季都积极地进行着一些举动。
首先来说说陕西。
当农民造反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那些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担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
这些官员同时又幻想着，只要在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造反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说到这里笔者就有些无语了，这天都旱成了这个样子了，那些官员难道眼都瞎了，脑都残了，还盼望着有什么夏收啊？
不过，总有人是智商无下限的。时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并且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好吧，陕西最大的官都这样了，那么下面府县的那些小官们也就做小鸵鸟吧。接着，这些地方官员就盼望着秋收。
可是那些种田的农民，有的因为难以生存加入了造反队伍，有的不愿意造反的也逃得一干二净，根本就没有人来种地，这样哪里来的秋收啊？
到了最后，纸终于包不住火了，农民造反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这些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可是当兵部奉旨查核时，这些地方官又互相推诿。他们是处理地方政务不行，可扯皮的功夫却个个都是顶呱呱的。
在陕北农民一开始造反的时候，那些造反的农民是纷纷投入到那些已经存在的马匪和土匪中去的。而那些马匪和土匪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万历年间，奠定后金政权建立的萨尔浒之战了。在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军队是四路围攻**哈赤的后金军队，被后金军队打了个大败。
而在这四路围攻的军队中，就有着从陕西和山西派出的明朝军队。那些陕西和山西的溃兵逃回了家乡以后，怕领受军法不敢归队，于是就索性就地落草，成为了马匪和土匪。
而崇祯初年农民造反的军队中，就是以这些溃兵为主要骨干，以难以生存的农民为外围摇旗呐喊的匪帮。
不过这种情况，却为陕西地方官员的扯皮，提供了丰富的弹药。在明朝的陕西省，除了主要负责陕西地方事务的陕西巡抚胡廷宴以外，还有一位主要负责军镇事务的延绥巡抚岳和声。
可以想象得出，陕西巡抚胡廷宴一定会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不关地方上的事；而延绥巡抚岳和声也一定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不关军镇上的事。
而作为朝廷派出监察地方的直属官员——陕西巡按御史吴焕，他不是向朝廷反映真实的情况，而是和起了稀泥，在他上呈的奏章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而对农民造反的真实情况却是轻描淡写。
可这么一来，崇祯皇帝和朝廷诸位大臣就更摸不清陕西农民造反的情况了。他们也只能够相信这些地方官员在奏章中，对农民造反的那种轻描淡写的描写。以为这也就是一些盗匪在作乱而已，不足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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