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吴世恭的指示下，工坊司就向南阳铁器和卞氏铁器下了标书，让其在三个月内，试生产出类似的西洋板甲。并且还要求：价格要低于二十两银子，每年的生产量不得低于一千具。
为此，工坊司各拨给这两家铁器工坊五百两银子的试生产费。并且还承诺：哪家工坊试生产的板甲综合要求优，哪家就立刻得到汝宁军一千具盔甲的定单，而且还有后续定单。
其中用现代人的眼光，制造这样的盔甲很简单，无非是切割两块钢板嘛！可是在这时候，这却有个极大的技术难点，需要熟练的铁匠反复锤打，对锤打的次数和力度等也有很高的要求，要不然，根本得不到合格的钢板，所以才会造成这么昂贵的价格和这么长的生产周期。因此，这次两家工坊比较的就是铁器处理和生产效率。
这么一比较，对铁器处理比较有心得的卞氏铁器就占了上风。可这么一来，南阳铁器可就担心了，于是，他们立刻动用自己的关系来公关了。
南阳铁器其实就像是汝宁军的公营产业。虽然后来股份制了，可汝宁军的基金与汝宁军的高级文武，在其中还是占有很多的股份。再加上南阳铁器的高层与汝宁军文武之间长久的关系，因此，肯为南阳铁器说话的人很多。比如杨狗蛋，南阳铁器的那几位掌柜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所以在这次，南阳铁器也想利用这样的关系独霸定单，所以想让吴世恭收回招标的做法。
可是吴世恭绝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的。有竞争才有发展。虽然吴世恭在南阳铁器也有些私人的股份，但他绝对不会为了私人的利益影响到汝宁军的整体利益的。
而且在以后，吴世恭也想把这一做法推广到汝宁军所有的支出上。也就象是现代的政府采购一样，利用招投标降低政府的支出，提高采购商品的质量。
见到吴世恭的态度很坚决，也就没有人继续这个话题了。众人再家长里短地闲聊了一会儿，接着就纷纷告辞，各自忙自己的事务去了。
邓启帆出了内宅以后，却没有立刻走。他对薛志农招招手道：“薛司长是否有空，到我那里去坐一会儿吧！”
虽然是询问的口气，但薛志农绝对不敢违背。于是薛志农就随同邓启帆来到了他的官邸。
安坐送茶后，邓启帆开门见山地对薛志农说道：“闻六安孙知县是大人故旧，大人也很念旧情，可其所为却不符我们汝宁军心意，薛司长以为该如何啊？”
当吴世恭接到孙呈秀的私信以后，也是大喜过望。可是当他从常猛那里得知了孙呈秀的态度以后，吴世恭就有些犹豫了。
汝宁军的利益和好友之情发生了矛盾，使得吴世恭也只能够做出一个决择。考虑再三，好友之情还是占得了上风。于是吴世恭就下令：不得动用非法手段，只花费银子用市价到六安去购买土地，建立屯田庄子。
可是这么一来，多花费了银子不算，六安的士绅也不一定肯把汝宁军看中的土地卖给汝宁军。这就造成了：直到现在，六安那里的屯田庄子都没有建立。于是邓启帆就要动用首席幕僚的权力，私下行动了。
其实邓启帆也是很无奈。汝宁军的财政本来就很紧张，邓启帆恨不得一文钱掰成两半花。可吴世恭这么一讲交情，却让汝宁军多花了许多冤枉钱。
这倒也罢了，讲兄弟友情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在现在，邓启帆和常猛那里却受到了本地官绅的极大压力。
在长久的打交道以后，汝宁、归德的本地官绅已经摸索成精，他们与吴世恭和汝宁军打交道时，已经是极有心得了。那就是遵守吴世恭和汝宁军制定的法令和规则，并且利用这些法令和规则，在吴世恭和汝宁军身上获得自己的利益。
比如这次六安的事吧。负责那事的垦荒商行分号可不是汝宁军独有的，而是有着其他官绅占有股份的。吴世恭可以卖孙呈秀交情，让出这个分号的一些利益，可是他这样一做，也同样把其他股东的利益也都让了出去。因此，这做法就引起了其他官绅的不满。
当然，当着吴世恭的面，那些官绅绝对不敢发泄他们的不满的，可是这不妨碍他们向邓启帆和常猛施压。由于那些官绅是有理有据的，所以让邓启帆和常猛都有些招架不住了。
邓启帆也曾经婉转地规劝过吴世恭，可是吴世恭的态度却相当坚决。在吴世恭处于寒末时，也只有孙呈秀这一位好友，所以吴世恭怎么样也放不下这段交情。于是邓启帆决定亲自行动。不惜自己做恶人，要为汝宁军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可是听了邓启帆的话以后，薛志农却相当犹豫。薛志农的山川司是个很特殊的部门，只应该也只能够听从吴世恭一个人的命令。可是邓启帆的身份又摆在那里，现在的邓启帆又直言不讳地要越权，这让薛志农是难以决择。于是薛志农只能够沉默不语静等下文。
对于薛志农这样的态度，邓启帆也有心理准备，于是他接着说道：“我们这些做下属的，有时候不能只惜自身，更要为大人解忧。虽说现在之话有些逾越，可其是为大人好，也是为我们汝宁军好。如大人责怪，我将一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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