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在例行的经筵活动中，崇祯皇帝把六部大臣都召了来，想问一问怎样把孔孟的治平之道运用到实际政务中，要以理论结合实际。
于是杨嗣昌借着这个机会，向皇帝进讲了《孟子•离娄》中的一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想借着孟子这种反对诸侯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来引导崇祯皇帝同意对满清进行接触谈判。
可崇祯皇帝已经知道杨嗣昌的想法，但他丝毫不感兴趣，很不耐烦拒绝道：“这是孟子针对列国兵争而说的。今天对一个属国（指清朝），虽然还不能大加讨伐以示天朝之威，又何至于像汉代那样使用‘和番’的下策呢？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虽然崇祯皇帝基本否决了对满清议和的动议，但这件事却还是引起了满城风雨。绝大多数朝臣对于杨嗣昌竟然提出“款和”清方，都感到极大的愤慨。
根据夷夏大防的传统原则，堂堂天朝的中央帝国同外间的一切夷狄是根本没有平等可言的，一切夷狄只不过是天朝的藩属，只能规规矩矩地向天朝纳贡称臣，如有犯上作乱，则只有剪除讨平一个办法。
而关外的满洲部落世世受天朝封赏，史册俱在，却突然不驯造反，而且强占辽东、数次入塞，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明朝的臣民中更是引起了极大的敌忾情绪。一般人都以为，同清方谈判、构和，不论有什么理由，都是丧权辱国，甚至就是通敌叛变，是石敬瑭、秦桧一流的行径。
在前文中已经知道，在明末敢与和满清进行谈判的，只有一个袁崇焕。而袁崇焕的两次谈判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最后一次还被当作“通敌”的重要罪状之一，直接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又是在平庸的爱国主义热情充斥朝野的情况下，杨嗣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议“款”，正说明他有着不凡的战略眼光和对崇祯皇帝真诚的忠爱。
在这里多说一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自诩为“明史专家”的人，撰文说袁崇焕通敌什么什么的，证据就是他与后金的谈判。事实上，这些“专家”的错误太显而易见了吧！当然，笔者不是想为袁崇焕洗地，笔者一直认为：袁崇焕的死是罪有应得，他的罪名就是他的无能。
再把话说回来。当杨嗣昌提出“款和”后，朝臣中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这种眼光和忠爱。而在以东林为首的反杨派看来，这正好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
东林党人认为，杨嗣昌共有三大罪状。一是为“逆案”翻案，同东林君子作对；二是父丧、母丧双重的服孝身分腆颜于朝，伤害了国家以孝治天下的根本；三就是通敌误国。而这第三点，几乎是要引起全国官绅民众公愤的。
当然，在东林党人内心中认为：只要不是东林党人掌权的，那都是东林党的敌人。
于是，东林党官员立刻对杨嗣昌发动了猛烈攻击，以反对倡言和谈为主，兼及其他。反正某某和某某某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东林旗手，闻名天下的理学大师黄道周。
黄道周，至今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声。他的学识渊博，在理学和《易学》方面的修养犹深，而且节操高尚，为人严肃不苟，被人认为道德文章均堪为楷模，声名隆赫，遍及九州。那么他会拿出什么搏人眼球的高深理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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