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从清军大营中传出了两封诏书——《鲁王告天下书》、《大清国受邀友邻国灭贼书》。这两封诏书立刻传至附近府县，连汝宁军这里都送来一封。而在这两封诏书中，清军竟然一改强盗之面目，变成了受邀入关平定民贼之友邻军队。这天下滑稽之事也莫过如此了。
在这两封诏书中：鲁王朱以派“诚邀”清军入关，要为大明朝平定民贼之乱。并且，鲁王朱以派还指出，大明朝的乱相是由昏庸的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奸臣们所搞出来的，所以鲁王将要举起“清君侧”的大旗，要扫清大明朝的“妖孽”。
一句话，鲁王朱以派就是满清的傀儡，将要在清军的扶持下，替代崇祯皇帝成为九五至尊。当然，这是鲁王本人的真实想法还是皇太极用了鲁王的印章，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另外，满清还与鲁王朱以派有个秘密协定：大明朝将放弃黄河以北的土地，割让给大清国。并且以大清国为兄，每年还有岁币若干云云。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满清也没有立刻公开这个秘密协议。
皇太极就是要利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乘隙攻下北京城或者签下城下之盟，要实现满清那先辽东，再华北，最后中原以及全国的总战略目标。最不济，也要恢复历史上，南宋和金朝的南北割据状态。
虽然皇太极他们都明白，这两封诏书根本经不起推敲，但话语权总是掌握在手持刀枪的人的手中，如果满清真的能实现自己的总战略，那么将来也好利用这两封诏书来蒙蔽天下人。
为此，清军甚至派遣了几名鲁王府的太监到汝宁军传旨：让汝宁军停止与清军的敌对行动，并且服从清军的指挥，共同北上勤王。
当然，皇太极他们也不认为这样的旨意会起到什么效果。不过当这道旨意传至汝宁军营中时，书墨、楚格和薛勇他们确实被这道旨意搞得一愣一愣的，真感觉到太阳都要从西边出来了。
与此同时，清军也开始有序撤退，他们将分兵两路，一路是由阿巴泰率领的三万兵马，他们将押送着入关以后缴获的财物和人口，先撤至关外；另一路，则是皇太极亲领的七万大军，他们将先北上与菏泽的多铎部二万兵马汇合，再一同北上京城，要行这黄雀在后之事。
而刚进行过激战的汝宁军也不敢追击，他们害怕清军在撤退途中会使出什么诡计。于是汝宁军停留在徐州城开始休整，等待着武昌城的汝宁军主力来北上汇合。
同日，在汝宁军重炮的不断轰击下，武昌城城墙已经是摇摇欲坠。因此，在吴世恭招降的最后期限前，李定国率城中二十三万军民投降。
不过为了招降李定国，吴世恭也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除了承诺不伤害城内百姓和大西军将士以外，汝宁军还准许了李定国部可以不与张献忠部交战。并且大西军将士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改编或者解甲归田，不愿从军者将在河南分配其一定的土地。
因此，汝宁军又在武昌城内安抚了二日有余。改编愿投军之大西军士兵六千余人，成立了由李定国为协统领的武昌独立协。
五月十九日，吴世恭率直属部队和亲兵队一万三千人马、冈萨雷斯率领的水师陆战队五千人马、常猛率领的商行护卫和护庄队一万五千人、赵德功的南阳独立协五千人、江澄的均州独立协七千人，李定国率领的武昌独立协六千人、迟明和黄定所率领的新改编的湖广镇一万八千人，全军共七万北上，要途经凤阳，与在徐州的汝宁军汇合。
五月二十日，紫禁城外金水桥前，大明朝内阁重臣以及各部官员齐聚在一起，他们三三两两地交谈着最新消息，等待着崇祯皇帝的召见。
在人群中，薛濂身穿朝服，挤在由勋贵组成的圈子后面，听着众人的议论。
“这些天京城里可是瘟病横行，在南城外，我府中的一名奴仆回家探病，没想到他全家都在一天内染病而亡，吓得本侯都不敢出门。要不是今日皇上传旨，本侯绝不会踏出府门一步。”一位侯爷说道。
“不是龙虎山的张天师已经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了吗？怎么瘟病还在流行？”另一位伯爷问道。
“哎——！这上苍降难，哪里会这么好解决。本侯曾听他人传言，张天师在私下里说，这瘟病将传六个月之久，等妖孽尽除，才会苍生得生。不过再深一些的话他就不肯说了，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吧！”
“哎——！”
似乎是祸不单行，北京城中从这年二月起又流行起瘟疫。这是一次恶性的传染病，来势猛烈，有些家庭刚刚发现有人染病，没有几天功夫一家人就死得精光。
而这样厉害的瘟疫在京城的历史上闻所未闻，引起市民的极大恐慌。由于城外清军还在活动，想逃到郊外躲避瘟神都不行，城里的居民只能烧香祈祷，求菩萨保佑。
江西的张天师这时候正在京城，崇祯皇帝急忙命他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但这位有一千多年传统的道教领袖的法力看来并不怎么样，连日烧符念咒，疫情却没有丝毫减退。而老百姓只能用一些土办法来自我保护，每到夜间邻里们就组织起来敲锣打鼓整夜地折腾，说是为了驱除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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