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氏族政治和军事民主依旧还有残余，国人还是有控制国都的势力，而宋国之前的每一次政变也都需要先得到民众的支持。
不管是公子鲍的邀买人心，还是之前几十年的公子德联合六卿逼走自己兄弟，得到民众的不反对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大量沛县本地人对于沛县这三年变化的描诉，也触动了许多商丘百姓的内心最渴盼之处。
同样是农夫，彼此间交流起来也就更容易，尤其是三年前几乎都是一样境遇的农夫，这种相同感触的交流，有时候比起宣义部的宣传更为蛊惑。
沛县发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重要，没人会去细究。
重要的是，沛县此时过得确实比商丘要强，
只要过得好，那么一切都是合理的，也一切都是更好的原因。
至于到底是牛耕铁器堆肥带来的？还是沛县的政治制度带来的？这是一个深奥的话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诉清楚的。
于是沛县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强于商丘的原因，正好中了墨家宣义部的手段。
牛耕、铁器、堆肥种种这些，能够带来多大的变化？
商丘人与沛县人的交流，也就带来多大的惊诧。
来到这里的沛县义师，都是亲眼见过墨家的试验田的，也亲眼见证了适用尽一切水肥和良种手段堆造出的一个样板儿。
大亩产数百斤的小麦，种植后广泛施肥以至于产量惊人的地瓜土豆，那些花开后清香四溢而又个体惊人的玉米，即便只是在试验田中，也依旧让沛县人充满了希望。
这种希望用着可以听懂的预言，用着手势来比划着，给商丘人带来希望和羡慕的同时，也将沛县的许多制度蒙上了一层充满希望的色彩。
商丘百姓也想过上那样的日子，尤其是传唱许久的乐土谶诗早已在商丘传遍，于是商丘的百姓开始为了自己的希望，讨论需要怎么样的变革。
拆公田并私田，将公田赋摊入私田税，这已经成为了商丘民众每日不停讨论的话题。
固定数额，君主不得私自加税、加税必须得到询政院的许可，也成为了商丘百姓的底线。
因为宣义部一直在宣扬一件事：如果不定下税额，那么君主就会觉得，之前可以饿不死的粮食已经足够，剩余的全部缴纳上来即可。
加税权必须掌握在询政院手中，这也是适一项包藏祸心的手段。
加税权必定会触动矛盾，暂时可能会缓解矛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暂时看起来缓解矛盾的权力成为商丘百姓都接受的权力后，便会变得有趣起来。
比如：凭什么贵族的封地不征税？凭什么宋国的税额要全部由百姓提供？或者当有一天战争不再是贵族战车为主角的时候，贵族们的军事义务是否还能顶税便会被质疑。
当经过数年积累富庶起来的民众开始询问凭什么的时候，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矛盾也就会爆发出来：贵族肯定是不愿意在自己封地征税的，国君当然是愿意的，那就联合民众打压贵族。
民众的力量，不是可以随意借用的，一旦借用的后果往往会超出预计，超出控制，但这是国君和贵族们还不知道的道理。
固然，这一次推选庶民院成员，除了一部分墨家控制的人之外，还有一部分当地大族或是很有名望的老者。
但即便墨家无法控制的那部分人，也不得不接受民众的种种条件，否则民众在利益和平日名望间选择的时候，会很容易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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