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延正鼓起掌来，他对下面的人说：“现在，我们的生活还算安宁，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的将士吃不饱穿不暖，打不了胜仗，如果，我们的政府没有钱去购买武器弹药，我们也打不了胜仗，那么，敌人一旦突破了我们的防守，那么，我不知道，大家不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也许，你现在吝啬的是你口袋里的钱财，但是，到那时，可能你更应该担心，我们的后代子孙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或者，他们还有没有资格在这个世界存在下去，想想我们的未来，想想我们的后代吧。看看你们身边的孩子，想想他们将来的生活吧！亡国奴绝不会有生存的空间，做牛做马，都得任凭人家，要杀要剐，只凭着别人高兴。难道，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孙后代流落它乡，连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难道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祖坟满是荒草，连上坟的人都没有一个？难道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异族屠杀，弃尸当道，都没人掩埋吗？”
这次，曹延正终于表现得有些像演讲了，现在，我深刻认识到，读书人读书多，但不等于能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没有经过锻炼，如果没有激情，一样不能感染别人。
还是领导开始点将才请动了主席台上的人，他们的捐款数量并不大，最多的也不过四五个大洋，而下面的贵宾捐得更少，有的居然只捐了一个大洋。后来，民众捐款开始，数量更少，但是，上台捐的人却不少，很多没有钱，却将自家的金银首饰捐了出来。有一位大娘走上台来，颤颤巍巍地把自己的一对金耳环捐了出来，据她自己介绍，她的儿子就是在山城里卖山货时被炸死的，连尸体都没有能凑齐，她痛恨漳国，想让前方的将士为她的儿子报仇。
捐款结束，经过统计，如果将百姓捐的金银首饰折成钱，也不过五百个大洋，仅及曹仁江一家的一半，而在这些捐款的人当中，家产是曹仁江数倍的人不下十个。
曹延正有些垂头丧气，因为按他的设想，县城里外的大户很多，而且他们与乡下的不同，他们更注重的是生意而不是粮食与土地，手上掌握的现金很多，而且，他们到外面见识的机会也很多，应该更开明，更能支持这样的活动。但事实是，除了曹家与李家，没一家的捐款超过五十个大洋的。
不过，领导倒是给了曹延正一些安慰，他告诉曹延正，县区就是县区，平时，躲在角落里，尽得着社会进步的好，从来都比较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但这也怪不了谁，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积累下的生活方式，一时半会儿也改变不了。所以，如何启迪民智，也是他作为一任父母官所在思考的问题，也在想办法做些实事，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对这种现状有些微的改变。起初他来到这个县城，也是雄心勃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很转变民见，但事实上，无论他怎么努力，收效都非常小。他现在很希望等这件事情过去后，请曹延正回乡为他帮忙，共同来做启迪民智，改变民风的事情。
以前，曹延正总认为领导只不过是个官僚，但通过这段时间与领导的接触，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觉得领导是个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人，对民族，对国家的未来有着向往的人，值得敬佩。
虽然捐款令曹延正大失所望，但对于一个偏远的小县来说，那还是可以算是不少的一笔数目，几乎可以当一个中等绅粮的家产。但如何将这笔钱送到山城，交给有关方面，却有些费心，因为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请专人押送，既非公事又达不到劳师动众的程度，但由曹延正这样的一个书生亲自送，又怕路上不安全。因为前期的大量宣传，影响大，差不多达到了路人皆知，而且捐款数目全部都向社会公开，账目一目了然，有谁会对此动歪心，没人能够预料。据传闻，最近一段时间里，山上下来的“棒老二”特别多，他们已经猖獗到白天都要明抢的地步，县里人员有限，根本就无力组织打击，而且就算能抽那么几个人，全县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山区，也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前几年闹抗租抗粮，有的人被打击后，就躲到了山上，最后走投无路，也加放了“棒老二”，现在，农忙时为农，农闲或有业务时就为盗，防不胜防。
县里到山城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旱路，直接步行到达北碚，然后改乘汽车或者坐小火轮。旱路有穿越几座山，大山只有一座，但小山却很多，纵横交错，一片连成一片，像一道道岭，使“棒老二”的行踪很难被人发现。此地出行，有三种方式，普通人多采用步行，约好一大群人，一起上路；一种是凉轿，也就是当地人叫的滑杆，这是有钱人的专利，一路山水田园，滑杆颤颤悠悠，非常享受；另一种就是骑马，这里因山势起伏很大，也多是不及一米宽的石板山路，并不适合骑马而行，马一般都被用于驮物，要是人偏要骑，会对任何人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远不如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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