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梁家大院本来就是晋菜手中最好的几个大院之一，而且也是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梁家大院的位置。
它处在两个更加重要的大院之间，若是别的买家来了卢巧川都要好好的盘算一下，更别提是泰国人了，晋省文化的象征住着泰国人，这是什么道理？
就算是再礼仪之邦也不能这样吧。
而跟梁家大院关系密切的另两个大院就是名震华夏的申家大院和常家庄园。
其实普通人倒是未必知道这两个大院，相对来说知道乔家大院的可能更多些，但是事实上，这两个大院的地位丝毫不在乔家大院之下。
首先就是申家大院。
提起晋省的大院，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晋中商人遗留下来的汉族民居建筑。尽管明代沈思孝在《晋录》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但几百年来，潞商的研究一直缺乏实物载体的支撑。
其实，这申家大院就是最好的潞商文化的承载。
晋省人如果不知道申氏家族，那就等于不懂晋省的厚重历史，晋省副省长申连彬、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申记兰、并州市委书记申唯辰都出自显赫一方的申氏大家族，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迁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时有七子，第七世时发展为三十子，第八世时发展到五十子，成为一大家族。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潞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
潞商早期以盐铁为主，中期开始多元贸易，铁业、丝绸占主导，后期则以手工业制品为主。潞商的崛起始于盐铁、铁粮的交换。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为潞商的发轫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处豫省、晋中、晋南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则加速了潞商的发迹，并很快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商业集团。到明中叶，潞商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帮。而此时，晋中商人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更没有什么显赫的乔家大院。清代以后，食盐贸易逐渐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同一时期，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后发制人，成为晋商的主流，闪烁在潞商头上的光环被晋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关，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是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内附，蕴藏在蒙省、疆省、西臧等地的巨大商机被释放出来。在遍地黄金的北方边疆地区，单是草原上牧民帐篷中堆积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内地奇货可居的名贵物品。而拉回这些东西，当时只需要铁锅、盐、茶叶这些在内地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在这波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党？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晋商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并州迤南多服贾远方”。就是说，就经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当时晋省境内还是南胜于北。今天，从申家大院现存的实物和资料中不难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另外，在当时北华夏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
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
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长安、临市、豫省、冀省均有分店。现存较好的有冀省郸市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清道光十年申家申明远一支迁至今郸市峰峰矿区八特古镇，成为当地八大显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兴盛。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就是晋商乃至潞商最终衰落的历程。
潞商发轫于贩盐，盐被徽商垄断后，潞商转向铁业和丝绸。顺治《潞安府志》载：“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它说上党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贫穷，所生产的没有几样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铁和丝绸。尽管当时铁业已经发展到“万里荫城”，达到年交易1000多万两白银的规模，但毕竟铁货笨重，比起晋中“汇兑天下”的银票来，有不便于运输和携带的弊端。丝绸虽然轻，但潞绸的发展不是靠市场杠杆撬动起来的，而是靠“朝中有人”发展起来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二十一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职，从而朝廷在晋省设立织染局，潞绸也不会兴盛。毕竟潞土不适合栽桑。当年满天遍野的桑树，以及后来大面积种植的泡桐，今日还剩几棵？当然也有官府重税盘剥的因素。但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惩罚谁。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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