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小儿道：“小儿不是讽刺置使大人的战略，说的是他的战术！陕军这些年来一直是各自为阵，玠哥哥当年统帅陕军时那种团结向上的士气早就不复存在！更错误的是，置使大人让刘锡做前线指挥官！”
众将士见莫小儿这么来说，便都议论纷纷……
不可否认，富平原之战，是宋金战争中一次大规模的大兵团会战，宋军方面出动了六个军区，十八万人马，号称40万。
但张浚轻率集结重兵，仓促进行反攻，在战役指挥上恃众轻敌，互不协同，以致大败。
这恐怕就是文人治军的弊病，有宋以来，朝廷不少主力部队都是文人掌权。
不能说文人掌握兵权就不好，向北宋前期的范仲淹，就是文人执掌兵权的一个范例，范仲淹是个大文人，执掌兵权后照样杀敌报国。
可张浚就不一样，张浚有文人的潜质，却缺少范仲淹那样的军事才能；而且张浚还有刚愎自用之嫌，在战略上就轻视金兵。
再一个就是赵哲，他的遁逃有可能是避实就虚，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但结局却是惨烈的。
赵哲的部队一溃逃，整个宋军纺线全部图本瓦解，正应证了“兵败如山倒”这句古语。
战争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战场上的千变万化也是很难扑捉；但宋军见赵哲的
而一开始处于劣势的金军，由于及时调整了兵力部署，集中优势精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宋军防线溃败。
富平原之战以宋军的最后失败而告终；富平之战宋军失败后，局面彻底改观；双方重新洗牌！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一阵，吴玠不禁扼腕长叹，扬声说道：“一场本该胜利的战役，就因为赵哲部的逃跑，而导致全军崩溃，实属罕见！看来这是上苍不佑大宋哟……”
吴玠的感慨不无道理，如果从深层次方面总结富平之战宋军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军队建设方面除了问题。
有宋以来，从太祖赵匡胤开始，朝廷便推行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实行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颓废治军之策。
那晓得，这样的体制一旦付诸行动，兵士一接触敌军，不是将领退逃；就是兵士畏战。
而吴玠没用朝廷军饷建立起来的吴家军，则一些“杞人忧天”的道学先生说成“私家军队”。
同期的岳飞岳家军，韩世忠韩家军，独有私家军队的非议；这就造成高宗皇帝耳旁不停地有“私家军队定有犯上作乱之虞”，因此上，高宗皇帝几次收回岳飞、韩世忠的兵权。
吴玠地处西北边陲，宋高宗的行宫在西南临安，鞭长莫及，才没对吴玠采取措施。然而朝廷长时间不给吴家军粮饷，也就证明皇上对吴玠这支军队还是很有顾虑。
到底是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治军方针正确，还是将要识兵兵要识将敕令部队优越，在太祖“遗训”的桎梏下，吴玠自己也说不明白。
富平之战后，秦岭以北，黄淮流域大片土地被金兵占领，宋军刚刚集聚起来的优势力量丧失殆尽。
南宋朝廷不得不加强秦岭大散关——黄淮一线的军事防务，以攻为守的战略战术被迫变成以守为主。
南宋朝廷在西线秦岭大散关，东线黄淮长江一线；部署了大量兵力，防止金人从西边突破秦岭大散关防线；由东边突破淮河，横越长江，威逼地处东南沿海的首都临安。
富平之战宋军的溃败，张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多年之后，当张浚想起富平原之战时，还会热血沸腾；可是，那是一场极不完美的战斗；战斗的结局是以宋军的全面溃败，大量的兵丁、民夫牺牲作为惨重代价的……
张浚是宋朝当时权力最大的地方官，朝廷为了能阻击金人的铁蹄，基本上把川陕几省的一切处置权都交给他。
在张浚的职权范围内，川陕是他的独立王国；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张浚对川陕之地的贡献也是不容否认的！
张浚做了川、陕、京、湖四省安抚处置使后，可以不请示皇上，直接任命官吏。
抗金勇将李彦仙死后追赠为节度使，就是张浚根据制度直接签发的，而没有上报朝廷。
所以很多的人说宋朝限制地方官的权力，害怕他们造反，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张浚在川陕经营期间，大权独揽，也没见他有造反的迹象，而是废寝忘食地造福一方百姓。
所谓川陕，实际上是战国后期秦国的土地，川陕与中原相对隔离，有潼关、三峡之险，易守难攻。
而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都曾有过“天府之国”的美誉，所以秦国占据此二处，才能并吞六国，完成统一大业。
张浚也是准备以秦国模式兴复中原，富平之战后，他到了成都，首先主持公祭诸葛亮，以表从四川中兴的决心。
其次是整顿财政。张浚任命财经高手赵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
赵开是四川本地人，既是财经高手，又熟悉当地情况，有“一趾步而能运百货，一咳唾而能济三军”的美誉。
赵开执掌财权后没有增加税赋，而是通过市场运作的方法，在很短时间内改善了川陕宣抚司的财政条件，尤其是非常有创意的使用了“钱引”和通货膨胀的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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