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在日本，跟京剧在中国的地位仿佛，都算是“国粹”。
歌舞伎的创始人，是在日本妇孺皆知的美女阿国，因此前期的歌舞伎表演者，多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兴盛之后，便有不少被称为“游女”的女子，加入到表演里面来，演出过后，还可以陪客人睡一觉，让客人尽兴而归。
在日本的官府看来，这就算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了，终于下令禁止年轻女子从事这个行当，于是歌舞伎的演员，便从女子，转化为男子，说起来，跟京剧倒也有几分相似。
然而人的欲望，总是很难被完全抑制住的。在长崎，便有一家极其私密的歌舞伎馆，甘冒禁令，以“巫女”为标榜，出演歌舞伎，专门招待身家豪富的贵客和商人。
巫女，指的是年轻的未婚女子，而这家歌舞妓馆，就是钦差关大人点名要去的“鹤馆”了。
之所以点名要去，是以因为关卓凡知道，他要见的坂本龙马，原来是大酒商家的少爷出身，非常有钱，最喜欢在鹤馆流连。
竹内四郎作为长崎的奉行，这个地方自然是听说过的，平日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罢了。现在这位关侯爷张嘴便说了出来，不免尴尬，同时也对这位大清国的钦差，颇有腹诽——清朝的官员，果然都是声色犬马之徒。
不过腹诽归腹诽，面子上却是一点也不敢露出来。
“哈伊！”竹内仍是恭恭敬敬地说，“鹤馆是在下草町，只是这个地方，我不能亲自陪着关侯爷去，只能派人带路，把侯爷送到地方。”
竹内四郎那一瞬间的表情转换，关卓凡都看在眼里，不由心中暗笑：当我是草包大人？草包就草包好了，不是坏事。
明令禁止的风化场所，奉行大人自然不能亲往，于是由他的两位随员引路，五百亲兵护着马上的钦差大人，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崎，向下草町行去。
若论繁华，则长崎不如上海甚多，不过道路倒是比中国的城市要宽上一点。一路上，街道两旁的日本百姓，大多以瑟缩和敬畏的目光，看着这一支背着洋枪的中国军队。其中有不少人，见了这样的派头，不知是什么样的大人物来了，像对待武士一样，慌忙退在道边，躬身行礼。
关卓凡要带几百人进城，倒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图谋。一来没有这些兵，只怕进不了鹤馆的门。二来，他也是拿日本人信不过。他觉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件事来看，长崎的日本人有点缺心眼，也有点“楞”，不能不预先做个周全的防范。
这件事，关卓凡有很深的印象，不过从时间上来看，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那是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后，以“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四舰访问长崎，亦有炫耀武力的意思。到了长崎，舰上的水兵结伴上岸找乐子，结果在一家名叫“丸山家”的妓院，因为嫖资的事情，与老板争执不下，妓院老板随即报警，中国水兵和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
第二天，日本人就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准备报复，并事先通知长崎闹市各商铺提前关门。当再次上岸的四百多名清朝水兵行至广马场外一带时，立即遭到了袭击，拳师领着流氓手持刀棍故意拥挤挑衅，双方大打出手，数百名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死，将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隔离在各个街区，随即大肆挥刀砍杀。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寡不敌众，又无法互相呼应，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五人，重伤六人。日本警察被打死一名，伤三十名。
办起交涉来，日本政府认为是双方斗殴，想拒不认错，不过这一回，大清难得地雄起了一把，四只大舰上的巨炮，立即褪去炮衣，将黑洞洞的炮口，指向长崎。办交涉的时候，李鸿章直言：“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战！”
如果真的能打，也就好了——其时日本海军才刚刚起步，绝非北洋水师的对手！总教习郎威理就极力主张对日开战：“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
可惜日本人狡猾得很，立刻便认怂了，赔礼道歉之外，还另外赔偿了中国五万二千元。
这便是大清的北洋水师，自建军到覆灭所取得的唯一战果——替嫖娼的士兵，讨回了五万二千元的“汤药费”。
然而在日本人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这种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动了起来。“大力发展海军”成为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也成为了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长崎事件结束后一个月，即从内库拨款三十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掀起了捐出“海防献金运动”的高潮。就连日本的小孩当时最流行的游戏，也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捕捉“定远”、“镇远”。
这是李鸿章再也没想到的事情——难得的一场“外交胜利”，居然成了日本海军腾飞的契机。
在关卓凡来说，这件事，现在当然还没有发生。只不过有了这个例子，心中自然格外警惕，绝不肯再吃同样的亏。若是遇到有什么警察浪人敢来挑衅，一个不对，说不得就要动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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