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报君父之仇”这几个字，静夜钟磬，金石作声，两位年轻的太后心弦震荡，不能自已。
庚申、辛酉之痛，整个宗室，甚至整个朝廷，大约没有人比她们两个更加刻骨铭心了。
英法内犯，仓皇出狩，颠沛流离，旦夕数惊。内外交困之下，痛愁忧苦之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一个原本英挺玉立的青壮，一天天形销骨立，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妇，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几无以自存。
而圆明园，虽然她们没有亲眼见过那吞噬一切的蔽天烈焰；回銮后也再未重履伤心地，亲眼看见残垣断瓦、烟荒草漫的惨景，但，那都是想象得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和其他人不一样，圆明园本是她们的家啊。殿阁无言，草木有情，日升月落，寒来暑去，起居呼吸，笑言泪泣，尽在其中。那儿，留下了她们关于青春的最美好的记忆。
这一切，都葬送在英夷法夷的一把无情火中了。
因此，比起普通的宗室、朝臣，她们的痛，实在更深。关卓凡说“时至今日，两宫皇太后每一思之，尤锥心泣血”，不算言过其词。
也因此，她们的报仇雪耻之念，更加执着。
尤其是慈禧。她性格刚强而敏感，一口闷气郁结在胸膈间焚灼心肺，始终咽不下去。这口气不出，百年之后，何以对列祖列宗？
原时空，慈禧的对外政策，经过各种舆论的反复涂抹，到了后世，已经基本变成了“卖国求荣”四字。
不论在原时空还是本时空，关卓凡都不得不说：这真是“厚诬古人”。
慈禧主政的后期，确实昏招迭出，国家欲振乏力，江河日下，外侮愈甚。典守者不能辞其咎，慈禧是有重大历史责任的。但是，“卖国”二字，却怎么也安不到慈禧的头上。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打了败仗的必然结果，换了谁可以不签？从二十一世纪传送一个愤青过来，就可以不签吗？
打输了还不认账？那就继续打！如是，只会输得更惨，丢掉的东西更多。
追责，是要追“为什么打输了仗”？而不是追“为什么签不平等条约”——倒末为本，莫此为甚。
事实上，慈禧是晚清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辛酉垂帘到戊申薨逝，这一点一以贯之，从未改变。不然，也不会闹出庚子拳乱对万国宣战这种荒唐事情。
慈禧的问题，在于昧于形势，不能客观分析判断敌我力量对比，不晓得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牌，总以为“民气可用”，只要“切实整顿”，就能给洋鬼子好看。可惜，“切实整顿”固然做不来，“民气”也并不真的可用。于是，只好打一仗，输一仗。
慈禧主政的大半时间，具体的政务，中央的掌握在恭王手里，地方的关键则是李鸿章，偏偏这两个人，是地道的主和派。
恭王和李鸿章，比之慈禧，见识更广，也更加开通。他们主和，一半出于对内外形势、敌我力量的正确评估；但另一半，这两个人，也各有各的问题。
如果没有庚申、辛酉的变乱，恭王会一直被他四哥压着，永无出头之日。我们无法揣测恭王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但可以肯定，对英法犯境、明园被焚的感受，恭王和他的两个嫂子，必然大不相同。
另外，自黜落复出以后，恭王锐气大失，遇事畏首畏尾，敷衍了事。年纪愈大，这个情形愈严重，到了后来，颓唐萎靡，甚至连军机处都懒得去了，有事就在府中办理。当然，所谓“办理”，亦不过身在其位，有的事情实在躲不过，胡乱塞责而已。
这样的一个人，要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怎么可能？！
原时空，光绪十年，即1884年，恭王第二次被黜落。时值中法战争，恭王和慈禧政见不合，慈禧主战，恭王主和，对“上头”交办的事情毫不起劲，阴奉阳违——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还是恭王萎靡不振，遇事推诿，什么主张也不肯拿出来，慈禧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
而李鸿章，是地道的功名利禄之士。这并不是说，李少荃做官做事，就不为国家谋；但摆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前文说过，原时空，李鸿章打完捻子，便再也不愿意领军作战了。他对办海防、办水师很有兴趣，但对把这些工作的成果投入实战，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积极性。
在李鸿章的眼中，一旦开战，打烂的，都是他自己的瓶瓶罐罐。
李鸿章最关心的，还是借办海防、办水师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在其中上下其手，为个人获取最多的利益。
李鸿章办实业，也差不多是这个路子。
李鸿章对“报仇雪耻”神马的，一定是没有兴趣的。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仇，不是他自己的耻。
原时空，有这两位做领袖，“洋务运动”终究不能成功，其实并不稀奇。
真要和外国见仗了，这两位，一个是见困难就让，一个则根本不想打仗，怎么可能不“主和”？
特别是在敌人看起来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时候。
原时空，晚清的对外战争，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异常滑稽的局面：主战最力的，都是保守派，既不知己，亦不知彼，只擅空谈；真正的聪明人，见识广的，脑子开通的，有本事的，都往后躲，都一味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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