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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贤心中一跳，微微欠身，说道：“中堂金口，一字之褒，荣于华衮，况‘知己’乎？赵景贤惶恐不已！”
曾国藩平静地说道：“白首如新，倾盖如故。竹生，此行之前，你我虽然从未谋面，但神交已久。你风骨铮铮，天下人皆目以国士，能交你这个朋友，曾某幸何如之！”
赵景贤心下感动，说道：“‘言深而交浅，是忠也。’景贤既蒙中堂许为知己，几句肺腑之言，说了出来，中堂或不会怪我唐突。”
“请说。”
“中堂勋业盖世，名满天下，无知无识之徒，难免背后议论，也未必没有嫉功妒贤的小人，造作流言，所谓‘谤亦随之’！可是，何劳君子忧之深也？”
“哦？”曾国藩的吊梢眉微微地扬了起来，“竹生，这话怎么说？请指教！”
赵景贤向半空中虚虚地拱了拱手，说道：“如今女主当政，虽然牝鸡司晨，但英明睿智，过于须眉！宸衷独断，中堂帘眷之深，磐石不移，岂是小人可以离间的？”
曾国藩微微点头，说道：“两宫皇太后确实圣明。”
“还有，现今关贝勒独领枢府，正是要大力倚俾中堂的时候——中堂，贝勒爷可是一向是拿您当老师看的！”
曾国藩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不敢，我怎么当得起？”
“中堂面前，景贤何敢空口白牙？”
顿了一顿，赵景贤继续说道：“中堂是否还记得，您对贝勒爷说过这么一段话——‘今视洋务，有事有权，权则操之总署，事则不离口岸，而口岸之中，则又以上海为重’？”
曾国藩目光一跳，说道：“嗯，好像是说过的。”
“这段话，我们这班江苏上海跟着贝勒爷的人，没有不晓得的。贝勒爷教训我们——办洋务，中堂的这段话，要奉为圭臬！”
曾国藩没有说话，但脸上露出了真正意外的神色。
“不过，贝勒爷也说，此一时，彼一时，现今的情势，比之前两年，已经颇为不同。”
“洋务若求大兴，独独行于口岸，自嫌不足。现今，贝勒爷领袖中央机枢，主导全国之洋务；那班卫道守旧之士，也暂有偃旗息鼓的意思。上上下下的情势，似已到了‘南北并行，互为表里’的时候了！”
“南北并行，互为表里？”
“是！贝勒爷说，拿洋人的说法，京城为国家之‘大脑’，欲身强体健，屈伸如意，‘大脑’一定要灵活转动！他下定决心，要在京城推行洋务了！”
曾国藩心中猛地一震，微微闭上眼睛，移时开目，叹了口气，说道：“贝勒爷的见识胆魄，吾不及也！”
“中堂说哪里话来？贝勒爷说，直隶辇毂之下，京城推行洋务，非直省密切配合不能收功。刘新宁虽然勇于任事，清廉自守，但对洋务毕竟不大在行。贝勒爷说，环顾天下督抚，直督一职，我不求之于曾湘乡，更何往之？”
刘长佑籍贯湖南新宁，曾国藩籍贯湖南湘乡，以籍贯代指某人，是特别尊重的意思。但这种称谓，只能用在资历深、威望高、功劳大的人物身上，普通士人、官员、将领，是当不起这种称呼的。
曾国藩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缓缓吐出一口气，气息粗重。如此形容，在讲究“养气”的曾国藩身上，是很少见的。
“惭愧！”曾国藩面色凝重，“是我小人之心了。”
这个——话说的如此之直白，于曾国藩，就更加少见了。
自责并不稀奇，可是，直承“小人之心”，等于自认，之前确实有过怀疑，朝廷将他由两江调直隶，是“明升暗降”，其中隐有猜忌压制之意。所以，曾国藩才会在十三首寿诗中，专挑那三首念给赵景贤听。
这三首诗，每一首都在抱屈，都在埋怨世人的猜忌和不公；每一首都在自辩：我没有任何僭越的心思，我所思所想，尽是功成身退，学屠羊说，大隐于市，泯然众人，如“婴儿中酒”，醺醺然，昏昏然，了此残生。
至于为什么要说给初次谋面的赵景贤听，自然是因为，赵竹生是关逸轩一等一的心腹人，这些自我表白的话，会通过赵景贤，及时转给关卓凡，而且，不虞在传话的过程中，扭曲、变形、走样。
曾国藩的陟罚臧否，“湘系”和曾国藩个人的感受，是有着微妙的差异的。曾国藩去两江，郭嵩焘进军机，一减一加，“湘系”对被“削藩”的敏感度，远不如曾国藩对自个儿陟黜荣辱的敏感度。这一减一加之间，这位“湘系”领袖，于庞大的“湘系”，会生出莫名的孤寂感，甚至，可能会隐有被自己人抛弃、取代的不安和落寞。
曾国藩曲曲折折，剖陈心迹，赵景贤坦然应对，十分之“光棍”、漂亮。
首先，他不藏不掖，直接捅破了窗户纸，示人以诚。
接着，他转述的关卓凡办理洋务路数之“升级换代”，非常有说服力。以曾国藩之能，自然能够判断“关式新洋务”之价值；也自能判断，在这个大背景下，关卓凡调他出任直督，确有携手并肩、共谋大事的必要和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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