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有了，不过，虽然说，这笔钱是从银行直接过付给左宗棠，不必再经北京的户部或顾委会的手，但借款人不是左宗棠本人，而是朝廷，因此，如何过付，第一笔是多少，第二笔是多少，都要经过朝廷的首肯，这里边儿，还是大有讲究的。
在确定军费数目这件事情上，朝廷大员对军队统帅，抱有一以贯之的严重的不信任，总觉得你在“报花头”，不论军队统帅报一个什么数目出来，都要打你一个折头，拦腰一刀、砍下一半，也是很常见的。
这是缺乏数目字管理能力的无奈之举，朝廷无法确定军队统帅提出的预算的合理性，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好尽量讨价还价。
大多数情况下，朝廷并没有冤枉军队统帅，向军费预算中“注水”，是很普遍的情形，但这种商人议价般的制定预算的方式，会将双方逼进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军队统帅既知道朝廷一定会打自己的折头，便向预算中“注”更多的“水”，以求拦腰一刀之后，所余尚敷所需；朝廷呢，既怀疑你“注”了更多的“水”，便砍价砍得更狠了。
在这种情形下，本该最严肃、最认真的军费预算，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嘴巴官司和数字游戏，对此，军队统帅的“心法”是：不管数目多少，先把第一笔钱拿到手再说，仗既开打，难道还能半途而废？想把仗打下去，后续的粮饷，就得照我开出的数目，不然，就上折子，请朝廷“另简贤能”。
这套要挟的手段，或多或少，都会不同程度地奏效，可是，也真有“半途而废”的时候——那是朝廷真拿不出钱来了；更多的时候，是朝廷左支右绌，拆东墙补西墙，前线的军队，则吃了上顿等下顿，有钱就开打，没钱就窝着，拖拖拉拉，本来一年能够打下来的仗，拖拉到三年、五年。
关卓凡下定决心，这种恶劣的“故事”，也要从这次西征开始，彻底地扭转过来。
对于左宗棠开出的一年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预算，关卓凡不但没有打一两银子的折头，还说，应该留出一定的“冗余度”——这是一个新词儿，意思说，你要十两银子，我给你十二两，真用不完，你再还给我。
顿了一顿，补充了一句：第一年，我给季翁六百二十万两银子。
左季高的眼睛瞪圆了，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我这是上辈子积了多大的德啊？竟然遇到了如此体贴的上司？
留意，左宗棠一年五百二十万两银子的预算，并不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年三百五十万的预算——那是平定甘肃回乱的预算，新疆的距离更加遥远，各方面的条件更加艰苦，所费自然就更多。
关卓凡此举，并非为收买人心，也不认为多出来的那一百万两银子会打水漂，相反，他认为，这才是最经济的预算之道。
作为穿越者，根据历史资料，关卓凡知道，左宗棠一年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预算，并不过分，没“注”多少的“水”；另外，新疆地理，遥远殊异，未知之数太多，这个预算，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只着重距离长短的计算，对“未知之数”的考虑，其实并不如何充分，因此，留出百分之二十的“冗余度”，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泥于旧例，遵照制定军费预算的“潜规则”，也跟左宗棠讨价还价，就算把预算砍了下来——譬如，从五百二十万两，砍下来个五十万两、一百万两，砍到四百七十万两，甚至四百二十万两，又如何？
本来，新疆的叛乱，今年年内就能平定，结果因为粮饷不继，仗打到了明年、后年，就算一年四百二十万两，两年、三年，不是要八百四十万两、一千二百六十万两？较之六百二十万两，孰多？孰少？
最、最、最重要的是，明年还有明年的事儿——明年，我要和法国人大打出手，可不能北一摊，南一摊，两线作战啊！
就不考虑明年同法国人开片，新疆的战事，也必须在今年年内奏凯！这是因为，我需要一场“金瓯无缺”的辉煌胜利为自己“加持”——今年下半年，很可能会有巨大的政治风波掀起，多一场胜利，多一个筹码。
所以，无论如何，今年事，今年毕！
钱到位了，剩下的就是怎么花的问题了。
“花钱”——后勤保障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环，就是军粮的采买和运输。
用兵西域，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一部分军粮——比例愈高愈好，在当地采买，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运输的费用。
这就是本书中提到过的赵充国的法子。前汉宣帝时候，羌人做乱，朝中主流意见，以辛武贤为代表，是仿卫、霍故事，“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遂行扫荡，唯赵充国反对。
赵充国的策略是：
一，彼时金城、湟中谷贱，一斛不过八钱，他建议朝廷在当地大肆收购，既可用最低的成本充实己方的军粮——如果从关内转运，所费会十数乃至数十倍之多；同时，这一招又绝了羌人的粮路，“羌人不敢动矣”。
二，屯田，步步为营，一点点向羌人蚕食。
第二个法子“屯田”，左宗棠一到陕西，尚未进甘，就开始着手实施了。但陕西在回乱中被祸甚惨，大乱之后，恢复元气为第一要务，屯田的收成，首先要用在本地的军食和民食上，暂无余力接济新疆前线；甘肃呢，被祸之惨，不输陕西，且去年才刚刚靖定，屯田神马的，缓不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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