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交民巷，法国驻华公使馆。
拆开电报，得知“中国皇帝特使”不但已经到了顺化，而且还带去了一支由十五条大小舰只、三千三百名士兵组成的庞大“护卫”队伍时，署理公使脸上之表情，直非一旁的一等秘书可用语言描述者——
别的不说，克莱芒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的眼睛，居然可以瞪的这么大？
博罗内脑子里，“嗡嗡”作响。
他的震惊程度，超过了嗣德王、张庭桂、阮知方、何佐臣、胡威、杨义、拉格朗迪埃尔、本沙明、阮景祥、巴斯蒂安……一切相关此事之人等。
简直到了一个……嗯，“怀疑人生”的高度啦。
因为，博罗内一直都以为——直到拆开电报——“中国皇帝特使”唐景崧还呆在广州呢。
一得知中国政府发布了斥责越南、派遣特使的诏书后，法国驻华公使馆就盯上了唐景崧：唐某人领旨、“陛辞”、出京，之后，一行十余人，先到了天津，在天津上了轮船招商局的客船，目的地——广州。
驻华公使馆在天津是有人的，亲眼看着专程从保定赶到天津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率领一众直隶、天津地方官员，在大沽口码头为钦差送行，亲眼看着唐钦差和他的十个随从登上了轮船招商局的“朝霞号”。
博罗内打给拉格朗迪埃尔的电报中，说中国皇帝特使“一行十余人”、“乘坐商船”——都是事实，至少，在唐某人到达广州之前，是事实。
既然乘坐的是商船，目的地又是广州，博罗内就很合乎逻辑的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唐景崧一行，要在广州换乘法国船公司的“枫丹白露号”，前往越南。
彼时，中、越之间，只有一条商业航线——始发港广州，到达港西贡，中途停靠土伦——沱灢，由法国船公司专营。
“中国皇帝特使”自然不会到西贡去，一定是在土伦下船，然后掉头走陆路北上，最终抵达顺化。
于是，博罗内打电报给广州的船公司，训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皇帝特使”的一举一动，随时向北京的驻华公使馆报告。
一切安排妥当，博罗内又是得意，又是鄙视。
得意和鄙视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你们中国不是越南的什么“宗主国”吗？怎么，派特使去越南“查问一切”，却不能不乘坐我们法国的船？——你们不是要在越南跟俺们掰手腕吗？
哈哈哈！太讽刺了吧？
就这么点儿能耐，还想跟法兰西帝国一较短长？
做梦吧！
博罗内对自己离间越南和中国的计划，信心大增。
他甚至还设想过，广州到沱灢，中国皇帝特使坐的是法国的船；到达沱灢之后，当地有法国的驻军，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既如此，要不要玩点儿什么花样，叫这个“中国皇帝特使”……嘿嘿！
后来一想，算了，操作的不好，漏出了马脚，必然引起重大的外交纠纷，影响法国的国际形象，既没有滴水不漏的把握，就不必行得不偿失之险了。
再者说了，不放特使大人去顺化骂越南君臣“颟顸糊涂”，中、越两国，怎么吵成一团呢？中、越两国不吵成一团，俺又怎么上下其手呢？
嘿嘿！
围观吵架，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嘛。
好吧，就先放你们一马。
不过，署理公使阁下的脑洞，并没有就此关闭——
在船上和沱灢下手，法国难免嫌疑，可是，到了顺化之后呢？
如果中国皇帝特使在越南首都出了什么状况——
嘿嘿，这个账，就怎么都算不到俺们法兰西的头上了吧？
要算，就得算到越南人的头上了吧？
到时候，越南人水洗不清，欲不同中国反目亦不可得了！
哈哈哈！
对，就这么办！
不过，顺化不比沱灢，更不比西贡，如何下手，可得好好儿的筹划、筹划……
博罗内把这个想法透露给了克莱芒，一等秘书大不以为然。
克莱芒认为，以法国的力量，堂堂正正之师，不论对越南还是对中国，都足以碾压，根本不需要搞这种暗杀的把戏；再者说了，这也不是正经外交官该干的事儿啊！
不过，博罗内到底是顶头上司，不好太落他的面子。
克莱芒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委婉的说道，越南事务，毕竟不是驻华公使馆该管，咱们只好向交趾支那总督府提出一个大概齐的“激化越、中矛盾”的建议，具体的行动，就不好过多插手了，不然，拉格朗迪埃尔总督和穆勒将军，怕会不高兴——
不高兴？
是啊，您想啊，海军那头儿，跟咱们外交部，本来就因为越南的事儿吵过架，如果咱们的建议太具体了，西贡那头儿，说不定就会误会驻华公使馆有意干涉他的“内政”，如是，呃，不就——
署理公使愣了一愣，想了一下，说道，嗯，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事儿，且容我再想一想。
暗杀的计划暂时放下了，不过，盯唐特使的稍的活儿，可没有放松，除了广州的船公司做好了布置，博罗内还给上海的领事馆下达了指示，叫他们密切留意“朝霞号”的动静——“朝霞号”中途是要停靠上海的。
“朝霞号”停靠上海期间，上海道、上海县令，登船拜访了钦差大人。
“朝霞号”终于到埠广州，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丁世杰，亲至码头迎接，“恭请圣安”之后，三位大人言谈甚欢，随后，钦差大人上轿，前往总督大人为他准备的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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