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六月，努尔哈赤攻陷辽阳，危急之下，朝廷再招徐光启返京复职，徐光启推荐李之藻出任光禄寺少卿兼工部都水清吏司事。李之藻是浙江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也和利玛窦交往颇深，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与利玛窦合译《坤舆万国全图》、《浑盖通宪图说》等著作，并洗礼成为天主教徒，他和徐光启、杨廷筠三人被称为明末中国天主教三杰。
李之藻和兵部尚书崔景荣先后上书，奏请调运滞留于江西的四门大炮，要求朝廷查访精通炮术的传教士阳玛诺、毕方济来京帮助造炮，朝廷同意此奏。四门大炮遂于当年十二月运抵北京，经过试射，发现其威力远大于明军原有的佛郎机和旧式火炮，朝廷随即将其中一门大炮发往山海关效力。
百闻不如一见，在亲眼见识了红夷大炮的威力之后，天启皇帝推动实行“购西铳，募炮师”。而在1620年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独角兽”号舰船，因遭遇台风在广东阳江海域沉没，担任广州府推官的邓士亮设计绞车打捞起了沉船上的大炮，除了中小铳外，共捞得红夷大炮36门。天启二年（1622），张焘、孙学诗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接收了其中的24门大炮，并到澳门招募炮师。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在应对荷兰人的威胁，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葡萄牙人抽调了军官、炮手、翻译等24人随张焘和孙学诗赴京。
天启三年四月，24名葡兵和24门大炮一并抵京。兵部在京营内挑选健卒，向葡兵学习炮术，待学成之后分派至边关各处组建炮营。
八月，葡籍炮手组织炮营进行了三次演习，展示教学成果，在第三次试炮时不幸发生炸膛，一名教官和一名京营士兵当场身亡。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炸膛本是常见事故，但这给了朝中反对葡人进京的保守人士以口实，一时间谤议四起。最终朝廷以北方气候干燥，葡人水土不服为由，下令将葡兵全部“赐归”澳门，徐光启也因此被弹劾去职返乡。
教官团解散了，炮营学员提前毕业，按原计划分驻北方各边关，其中有十门大炮被发往刚刚筑成的宁远城，加上之前出关的那一门，宁远城总共配备了十一门红夷大炮，辅以其他数以千计的大小火器，负责辽西守备的宁前道袁崇焕有了“凭坚城、用大炮”的资本，并凭借这些先进武器，至少是在心理上重创了努尔啥赤的大军。
随后的历史，便是天启帝英年早逝，崇祯即位，黜斥阉党，朝廷人事大量更替，徐光启也被起复为詹事府詹事。崇祯二年正月，徐光启再次上疏要求练兵，崇祯提升他为礼部左侍郎，但对其自请练兵的建议暂未实行，此时的朝廷急于解决辽东军事危机，练兵这种费时耗钱的事远水难救近火，唯有购炮才是当务之急。
在此之前，崇祯元年七月，两广军门李逢节和王尊德就奉旨到澳门购募炮师和大炮，时隔一年己巳之变，皇太极大军入塞，崇祯着急地追问所购大炮的下落，才知李逢节和王尊德在澳门购买的大炮和招募的炮手，早在这年二月就自广州出发了，队伍由孙学诗和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督护陪同，包括澳门葡人贡萨握•德谢拉所率领的三十一名铳师、工匠和傔伴，共携铁炮七门、铜炮三门以及鹰嘴铳三十门。贡萨握•德谢拉是职业军人，在徐光启《闻风愤激直献疏》中被称作“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
对于当时的运输手段来讲，数千斤的红夷大炮实在是太重了，以致行程屡屡推迟，到崇祯二年十月，才运到山东济宁。炮队在此遇到兵部奉旨前来催促的官员，由于漕河水涸，公沙等人便舍舟从陆，昼夜兼程北上。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山东涿州，并在此遭遇了入塞侵明的后金军。
此时，涿州城内外士民已经乱成一团，都打算弃城而逃，公沙的西劳、陆若汉、孙学诗会同知州陆燧及罢官在乡的原大学士冯铨商议，急将大炮运上城头，入药装弹，燃放试射，声似轰雷，后金军在辽东吃过红夷大炮的苦头，闻声即退去，涿州城因此转危为安。
随后，公沙等人继续携炮北行，到崇祯三年正月，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就要抵达京师了。
崇祯看了这份奏报，心潮不禁一阵澎湃。红夷大炮的威力他是知道的，一炮轰过去，任你建虏甲再坚，兵再悍，那都是一片血肉狼藉，无可抵挡。当然，相比现代的155榴弹炮，这红夷大炮就只能算是儿童玩具的级别了，上年腊月廿九日的北京城下，M777榴弹炮的远程炮火给敌军的惨烈打击，崇祯也是看过现场的，只是因为现代155榴弹炮的威力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像极限，无法用这个时代的知识理论来解释，暂且只能将其归结于法术神力罢了。
提起朱笔，崇祯批示兵部妥善接收这批红夷大炮，优渥安置葡人炮手，筹备训练新式炮兵。写到这里，他仿佛看到不远的将来，明军大炮齐发，建虏步骑人仰马翻，仓惶逃窜，大明收复辽东，指日可待！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站起身来，在殿内来回走了几步，喃喃地自言自语道：“朕要为这大炮御赐威名，嗯，叫什么名儿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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