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为大炮命名的习惯，历史上，公沙一行抵京，明朝将红夷大炮安置于京师各处城防要地，崇祯给这些大炮命名为“神威大将军”，并给予葡萄牙炮队优厚的待遇，队长公沙的西劳的年薪是一百五十两白银，每月额外补贴十五两生活费，其他人的年薪是一百两，每月再加生活费十两，这些待遇相当于朝廷的中高级官员了。
但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极对大炮的重视更在崇祯之上，就在公沙炮队进京的同一年，他利用俘获的明军炮手和工匠开展大炮试制，并在盛京城头公开张榜征召铸炮匠人，前后征得十七名铸炮高手，其中匠人王天相、金世祥发明了失蜡法和泥塑法的新工艺，在崇祯四年正月成功制造出了红夷大炮。
这批大炮重量在三千至五千斤，长度在七尺七寸五分至一丈五寸，每发所用火药四至八斤，弹丸重八至十六斤，经试放验证，完全可用于实战。皇太极欣喜地将这批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对参与研制的工匠予以重赏，授予“世袭罔替拜他喇布勒哈番”、“世代金火拜唐阿”等职衔，每月发给钱粮银二两，每季领米五石三斗，恩赐房间、地亩，还给每户赐奴仆二人，以示优恤。
在崇祯四年的大凌河之战中，后金利用新造的数十门大炮击败了明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从此弓马娴熟的八旗有了大炮的加持，军事实力更是如虎添翼。再往以后，明清之间的战争就发展为炮战了，辽东战场成为全世界火炮最为密集的地区。
反观明朝这边，崇祯提拨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为登莱巡抚，在山东训练炮兵部队，公沙的西劳也带队前往登州，协助孙元化练兵，并设立铸炮基地，采用炮管冷却铸造工艺，开发出了加强版的红夷大炮。大凌河之战伊始，孙元化按朝廷的旨意，下令手下这支由葡萄牙教官训练的部队北上赴援，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很可能在大凌河的炮战中击败后金军。
但朝廷和孙元化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支部队是以东江镇毛文龙的旧部人马为基础组建的，他们根本无意北上作战，当部队磨磨蹭蹭走到河北吴桥时，首领孔有德发动了“吴桥兵变”，倒戈杀回山东半岛，接连攻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并与登州城内的东江旧人耿仲明勾结，里应外合夺取了登州。
当时登州城内的葡籍炮队表现出了职业军人的忠诚，他们与叛军奋勇作战，包括公沙的西劳在内的12名炮手战死，仅1人幸免，另外15名技师和工匠受伤。总算是叛军念及师生之情，没有杀害这些幸存的葡萄牙人，让他们在传教士陆若汉的带领下返回澳门。
孙元化被叛军所执，自刎未果，他坚拒叛军拥他为王的计划，对孔有德等人反复劝说，终于说服孔有德接受招安。朝廷也同意孙元化的招安建议，并发来诏书，但巡按王道纯却藏匿了诏书，力主消灭叛军。叛军长时间等不到招安，又开始作乱，孙元化再次说服叛军，让他亲赴北京陈情。
到达北京后，朝廷内部针对孙元化展开了一场论争，徐光启为他申辩，首辅周廷儒也想保全他，但次辅温体仁则趁此机会，攻击周廷儒和孙元化结党营私，最终崇祯支持温体仁，处死了孙元化。随后周廷儒下台，温体仁晋升首辅，徐光启溘然长逝。
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带领一万三千多人、数百艘战船以及二十多门红夷大炮，由山东半岛至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投降后金，皇太极对他们的投降极为重视，亲率诸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并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见礼”相待，仍以孔有德为都元帅，安置他在辽阳自成一军，称“天佑兵”。
如果明末没有引进西方的红夷大炮，哪怕在正面战场上明军仍然不能抗衡后金，但基于大明数十倍于对手的人口优势，后金想要夺取中原会面临很大困难。冷兵器时代，兵员的数量优势可以抵消对手的战力优势，即使是以10比1甚至20比1的交换比，也不是人口稀少的后金所能承受的。但有了大炮，一切就不一样了。
崇祯回到御座，将“神威大将军”五个字写在纸上，端祥良久，又继续往下省阅公文。
第十二份公文是贵州巡抚朱燮元的奏报。朱燮元是浙江绍兴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大理评事、苏州知府、广东提学副使等职。他在任内平反冤狱，革除民弊，抚定织工事变，施政颇称贤能。后因父母年高，弃官归家，侍养双亲十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月，起复为陕西按察使，后又转任四川左布政使。
天启元年（1621）九月，贵州永宁土司奢崇明和水西土司安邦彦发动叛乱，占据重庆，夺取遵义，连破四十一州县，水陆并进，包围成都。朱燮元临危受命出任四川巡抚，征调各方力量开展平叛，基本稳住了局势。天启六年（1626）六月，朱燮元因父亲去世回家服丧，职务由兵部尚书张鹤鸣接替，已经缓和的局势再度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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