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经过五个多月的准备，蒋介石调集66个师、8个独立旅，60万人马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一次“围剿”，他接受了前四次惨败的教训，采取新的战术，运用“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堡垒战法”，以逐步缩小中央苏区的方法，竭泽而渔，最后达到消灭红军主力的目的。而博古等人并不懂得多少军事，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为军事顾问。李德实行“进攻主义”，命令红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仗越打越不行，完全陷于被动。
1934年3月初，蒋介石重兵向中央苏区合围。红军在广昌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后，不得不采取新的退却，转入防御。博古、李德等人又实行“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策略，同强大的敌兵“拼消耗”，致使红军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7月，清流、连城失守，敌兵三个纵队向根据地腹地进逼。8月初，形势更加紧迫，毛泽东在瑞金坐不住了，带着警卫班去了于都，进行调查，了解敌情。然而，敌兵又向石城压来，红军主力一退再退。毛泽东心情很不好，从于都回到了瑞金附近的高鼻垴。
在高鼻垴，他和谢觉哉住一座小山的小庙里。白天下山，跑二三里地去军委开会，晚上回来写东西，写到深夜，再让胡昌保、陈昌奉等人连夜送下山，给周恩来、朱德等人。
敌人步步进逼，十分疯狂，飞机整天乱转，不时投炸弹，无目标地扫射，根据地危机四伏。而博古等人对毛泽东的种种建议置若罔闻。红军越战越败。毛泽东心情不好，睡得也很少，心里又急，一天天消瘦下去。警卫班不得不为他身体担心，可也没啥办法。每当胡昌保、陈昌奉、吴吉清等人劝他休息时，他总是指着办公桌上的文件，用商量的口吻说：“我看完这些文件就休息，好吗？”可这些文件永远像大江流水一样没断头，哪能看完。长此下去怎么行？胡昌保没办法，心想不管如何他总得听大夫的话吧，于是向中央总务处建议，请给毛泽东派一位大夫来。
一天傍晚，刚吃罢晚饭，毛泽东站在大庙门的台阶上，望着远处，听着隆隆的炮声，好像在想什么心事。这时中央总务处处长袁福钦和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两人来了。看见他们俩，警卫班的战士们高兴了：准是来商量给主席调大夫的事。
毛泽东和他们握过手后，交谈起来。袁福钦说：“主席，给你配备了一位不错的医生，跟你一起走吧？”
在旁的吴吉清一听，差一点跳了起来，心想这一回可好了！嘴里不觉脱口而出：“对！快给主席派来吧！”说完，又觉得不该如此说话，不好意思了。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袁福钦和傅连暲，点起一支烟，慢慢地说：“我看大夫就不要了吧，派个能试试体温、打打针的护士就可以了。”
“主席，”袁福钦没等他说完，就接上话说，“还是派个医生来好，何况已经找好了……”
“不！”毛泽东打断他说，“现在部队需要医生，我们的医生又少，我怎么好一个人占用一个医生呢！”
“虽然我们医生不多，但也有几个，调一个医生护理主席，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傅连暲坚持说，“我看还是让陈炳辉医生来吧。”
毛泽东笑了笑：“我的身体还不错，有个护士就可以了。”
袁福钦还想说些什么，但明白毛泽东的脾气，和傅连暲只好不再坚持，无可奈何地走了。
过了几天，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背着一个红十字挂包，上山来了。
他就是刚从中央医务学校毕业的卫生员钟福昌。从此，他也成了毛泽东警卫班的一员。
9月初，毛泽东离开瑞金，带着警卫班又来到了于都部署工作，住在城内何屋祠堂。没多久，因为紧张的工作，他廋弱的身体终于扛不住，病倒了。第二天，人就高烧烧得迷迷糊糊。钟福昌、秘书黄祖炎和警卫班其他人急得团团转，眼睁睁看着他几乎是一夜时间两眼就深深陷下去，嘴唇也干裂了，脸烧得通红。钟福昌给他吃了奎宁，打了针，还给他额头敷上了冷手巾，但还是一点不见效果。
黄祖炎见情况不一般，对胡昌保说：“快出问题了，你赶快给中央政府汇报。”
胡昌保喊道：“吴吉清，你快去粤赣省委驻地打电话。”
吴吉清几乎是一路跑步，到达粤赣省委驻地后，摇通了刚搬到瑞金梅坑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电话，报告毛泽东的病情。对方一听，也十分着急，立即回答说：“你们好好照顾主席，这里马上派傅医生来。”
吴吉清回去把这话报告黄祖炎，大家都非常高兴。彭吉林眼睛一眨，嘟噜着说：“于都离梅坑180里路，这么远，交通不便，不知傅院长还在路上，主席的病又会有啥变化！”
他这么一说，众人又坐立不安了。因为缺医少药，苏区很多伤病员因不能及时治疗而牺牲，可此刻大家想不出任何的办法，只好寸步不离地轮流守护在毛泽东床前，看着他茶喝不下，饭吃不进，忍受极大病痛的样子而焦急、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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